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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演论》的传播及其影响

2007-01-19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天根 我有话说

《天演论》是中国近代生存竞争思想的重要源头,它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国维在1904年撰就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称:“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从地理空间来看

,北洋水师学堂、莲池书院、时务学堂等教育中心区域,甚至连边缘地区的部分乡村私塾,都受到《天演论》的影响。从时间上看,中国好几代知识分子都被《天演论》传播的生存竞争学说动员起来,并注意在实践中自觉寻求西方学理的支撑。可以说,《天演论》及其传播的生存竞争学说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天演论》版本及传播

《天演论》的传播有一个经由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过程。早些时候《天演论》部分思想观念的流行主要通过人际传播。首先是口头传播,1896年6月前后夏曾佑致汪康年信称“到津之后,幸遇又陵”,谈及“《天演论》为赫胥黎之学”(《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4―1325页)。1897年孙宝?称夏曾佑“操论又变,近持天演学”。其次,严复修改《天演论》手稿时,《天演论》通过书信、抄本等得以流传。1896年10月前后,严复致梁启超信称:“拙译《天演论》,仅将原稿寄去。”1897年3月9日,吴汝纶致严复信:“吕临城来,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戊戌变法前,《天演论》引起了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梁启超、康有为、卢靖、吴汝纶、夏曾佑、吕增祥、熊季廉、孙宝?及味经书院“诸生”等,皆读过《天演论》早期的稿本或抄本。其后,《天演论》借助出版,开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天演论》的版本众多,约20余种,有代表性的为1897年《国闻汇编》刊载《天演论悬疏》。是年,陕西味经售书处出版《天演论》木刻本,为最早的版本;1898年湖北慎始基斋木刻本《天演论》在1898―1905年间传布甚广,影响较大。而印刷版次最多的是商务版《天演论》,影响也最巨。

《天演论》的社会影响

《天演论》的广泛传播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胡汉民在《侯官严氏最近政见书》中称:“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天演论》传播的进化论解构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对“公羊三世”为核心的历史进化论也是有力的冲击。严复诠释的进化论蕴含强烈的生存竞争思想,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相契合,这从1902年杨度为《游学译编》所作发刊词可窥见一二:“大忧乎今日之中国,方为世界竞争之中心点,优胜劣败之公例,必为天演所淘汰”,“天下无无主之物,己不能有,必以与人,此亦物竞天择之公理也。我国国民又将谁尤?”《天演论》风靡全国后,国人纷纷用进化及竞争的目光,为近代社会寻找出路。诸如1897年孙宝?称:“杏孙为余道严又陵天演学宗旨,谓圣人治天下,如园夫治园,天行而物竞,治法出焉。”无论是从方法论,还是就思维方式而言,《天演论》的传播在国人的思想启蒙历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天演论》与戊戌变法中的社会进化论之学理关系密切,这主要表现在晚清知识分子对生存竞争思想与合群关系的诠释上。1897年春,梁启超致严复信,称:“《天演论》说:克已太深,而自营尽泯者,其群亦未尝不败。……梁启超近为《说群》一篇,未成,将印之《知新报》中”。将天演进化论与“合群”思想联系起来绝非梁启超个人意识的表现。1901年闰三月十九日孙宝?日记有:“若夫甘受他人之损,不知自保其利者,道德品行非不高尚也,然使举世多如此,则彼以损人为事者,将益肆志而无所惮,而君子道消,小人道长,适成其为野蛮世界而已。故赫胥黎有言曰:克己太深,自营尽泯者,其群又未尝不败也。”从中可以看出近代文化精英对“合群”思想的自觉认可。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般读者刘英在光绪癸卯本《天演论》“导言”中“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上方批注:“是有至理,亦今兹对症之药。”可见,《天演论》阐释的生存竞争学说与合群思想,在受到精英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普通读者的重视。

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使得社会精英将社会进化论与政治制度变革的学理依据联系起来。1897年梁启超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中既对“据乱、升平、太平”的公羊三世说表示赞同,同时也将其与严复译介的欧洲三种政治制度对照,称:“天演之事,始于胚胎,终于成体,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则当夏、商时含有种子以为起点;而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梁启超以社会进化论为学理,鼓吹中国搞君主立宪制的可能性和合法性。而社会进化论所蕴含的生存竞争学说,也受到国人的高度重视。戊戌政变后,社会变革由维新演化为革命。革命派代表人物孙中山、蔡元培、马君武、朱执信、汪精卫、胡汉民、章士钊、吴玉章等皆研读过《天演论》,但他们大多以商榷的态度检视进化与伦理的关系,推崇互助论,批驳生存竞争的思想。如孙中山以互助论取代进化论,认为就西方而言,“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之初,固适于用,由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今欧、美之文明程度愈高,现从物理上发明一种世界和平学问,讲公理,不讲强横,尚道德,不尚野蛮。”(《孙中山全集》第2卷,1982年版,第283页)就中国而言,帝制被推翻后,“共和国,首重平权,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学说,是社会之蠹,非共和国所宜用。”和赫胥黎等一样,孙中山承认生物进化论,而不赞同社会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同自然发展有所差异,“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如其它之动物者焉。”(《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3页)在他看来,生存竞争学说是“破坏之学问”,建设时期的社会秩序重建要讲社会伦理,侧重互助论。可以看出,随着社会主流意识倾向革命,严复鼓吹社会进化论思想中的渐进、改良色彩便已过时,革命者必然要对《天演论》及生存竞争学说重新加以解释,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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