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曾经以它奇迹般的崛起，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上构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同时，它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历史玄机，使上海能够在百年之间，从一个三等县治遽然变为远当然，造就上海的历史原因是多元而互动的，比如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比如上海的开埠、租界所形成的独特的社会政治格局等等。然而一个虽属初级阶段却已具近代意义的市民社会，则应当是造就上海的主要的或者是根本的原因。
近代以后的市民概念，在人员组成和生活方式上，仍然保持着对传统的某些承传和延续；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却是基本地取决于它特定的时代内涵。“在中国，市民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概念。它与乡民相对，一个老百姓，居乡则为乡民，住到城里，则为城市之民，也就是市民了。这与近代意义上的市民概念迥然不同。市民当然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但近代意义上的市民是属于公共领域的概念，指的是城市自由民或公民。”（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5卷第3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变革中，上海的市民社会是一个独具内涵的部分。它的“近代意义”在于：上海市民及其市民社会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市场经济和多元政治的历史条件下，开始摆脱小农经济背景，摆脱对权力的依附，以及在社会体制和思想文化的近代变革中，逐渐形成了某种近现代意识和行为方式。
对于社会的发展，以及对于个体权益、个人自由和社会民主，上海的市民社会虽然不曾具有很高的思想起点，但却开始形成了世俗的和切实的民间自觉和诉求。
市民社会是近代上海崛起的内在原因，也是它崛起的结果。对于近现代的中国，它也应该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
但是在动荡曲折的近现代时局中，上海的市民社会仅仅只维持了一个短暂的历史停留。而在这样的历史呈现中，它自由和民主的价值理念，使得它在晚清以降的政治格局中，始终遭遇到遏制和冷遇。在创巨痛深而又激昂蹈励的近代中国，上海市民温和与理性的变革主张，又遭遇到激进主义和强权意志的排斥。此外，近代以后反对专制体制的政治潮流，总是使抽象的“人民”概念更具“正当性”，而市民群众的世俗化的价值诉求，却始终遭受到了主流文化的某种鄙视和漠视。
因此，曾经创造了某种历史景观和契机的上海市民社会，却始终没有在历史的文本中，获得它应有的认知和地位。
然而，当历史的原有面目终将不断地、顽强地展现出来的时候，这也许就意味着，我们将在对历史的重新寻访中，获得对于上海乃至是对它的市民社会的某种新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