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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越来越近 对抗转为互补

2007-02-0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 何农 我有话说


从上至下分别为奥斯卡获奖影片《辛德勒名单》(1994年)、《勇敢的心》(1996年)、《百万美元宝贝》(2005年)以及今年奥斯卡获奖热门影片《通天塔》剧照。可以看出奥斯卡已从原来的大场面大制作慢慢发生转变。
 2月8日,柏林国际电影节将拉开大幕,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披金戴银粉墨登场。不久,奥斯卡奖的角逐也将展开。说起国际电影节、电影奖,人们总是想到欧洲的戛纳、威尼斯、柏林;当然,最牛的是美国的奥斯卡。

欧洲电影偏重内涵,有美感,节奏慢,美国电影偏重形式,场面大,气势大,所以人们将欧洲电影称作“文艺片”,美国电影称作“大片”。这似乎是人们对欧美电影及欧美电影节(奖)的共识。但近年来有一个趋势,就是相互之间的竞争,被互补所取代;而影片选择的标准和趣味,也从大相径庭,逐渐走向趋同。

柏林国际电影节

柏林电影节在欧洲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德国首都举办,由于柏林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国际关系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影响,这是一个真正多元化的、重量级的国际电影节。在二战结束后第六年的1951年,处于东西方两大政治阵营焦点的西柏林,成为美国人宣传“自由”理念的理想场所。柏林国际电影节迅速成为欧洲政治文化的重要部分。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罗曼・波兰斯基、英格玛・伯格曼等电影史上响当当的名字,就是从这里叫响的。随着东西方“铁幕”的逐渐消失,柏林国际电影节慢慢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苏联和东德也参加了这一电影节。从此,它的国际文化地位大大加强。

1997年,金熊奖被美国电影、讲述《花花公子》杂志诞生故事的《性书大亨》捧走;2001年,金熊奖授给了法国影片《亲密》,该片被舆论称为“一部不折不扣的三级片”。也只有在现在的柏林电影节,这类影片才可能拿到大奖。

柏林国际电影节也是中国当代电影人走向世界的最早舞台。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影人获奖最多的重量级国际电影节。1988年,张艺谋导演、巩俐和姜文主演的《红高粱》就是在这里拿了金熊奖;1989年吴子牛的《晚钟》获银熊奖;1990年,谢飞的《本命年》获银熊奖(杰出个人成就奖);1992年,谢飞的《香魂女》获金熊奖;2000年,张艺谋《我的父亲母亲》获银熊奖。此外,曾获银熊奖的华语影片还包括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李阳的《盲井》等。

从促进世界电影的交流这点来说,柏林电影节的影响力和贡献确实很大。譬如,2006年,柏林国际电影节将金熊奖颁给了波黑女导演亚斯米拉・兹巴尼奇的影片《格巴维察》。这是一部表现前南内战期间妇女悲剧命运的影片。要不是它得奖,有多少人知道波黑也有优秀的电影人?遗憾的是,柏林这个城市不像戛纳、威尼斯那么时尚,太古板、太国际政治了,所以它的公众影响力和社会作用受限。

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威尼斯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地理上相距不远,令人颇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诞生于1932年8月6日的威尼斯电影节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电影节,有“国际电影节之父”的称谓。二战期间,“墨索里尼杯”(当时的大奖名称),一直是纳粹宣传的重要工具。战后,威尼斯电影节也没有走上坦途。为了表现出“国际化”,威尼斯电影节对来自国外的电影一直情有独钟。但同时,对意大利电影却没有足够重视,整个上世纪50年代,意大利影片只拿到一座“金狮奖”。在社会各界的抗议声中,威尼斯电影节从1962年开始,又连续5年将金狮奖颁给了意大利影片。1968年,数位意大利著名导演公开举行示威,抗议威尼斯电影节的竞赛规则造成了意大利影片与外国影片的对立。由于这场示威运动,威尼斯电影节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未举行任何评奖活动,直到1980年。

威尼斯电影节奖项众多,也许是世界上设立奖项最多的电影节。相比法国的戛纳,威尼斯占据了城市知名度和旅游趣味性的优势,威尼斯电影节本来应该比戛纳电影节更有影响力和号召力。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原因说起来也很无奈:威尼斯电影节的商业性不如戛纳电影节。标榜艺术的靠商业取胜;做不来商业的,艺术上也占不到先机。但也许是传统使然,威尼斯电影节一直是欧洲电影人的根据地和大本营,这一点优势其实应该充分发挥。

威尼斯电影节在世界电影史上的作用勿庸置疑。《王子复仇记》、《欲望号街车》等经典,都曾在这里有所收获。黑泽明、沟口健二、萨蒂亚吉特・雷伊等一批亚洲优秀导演,也正是从威尼斯电影节登上世界电影殿堂的。

戛纳国际电影节

在奥斯卡上屡有斩获的华人导演李安,曾对戛纳电影节有个精妙的评论。他说“戛纳装清高,惹人嫌。戛纳其实很商业,我们参加的人还要装出为艺术献身的清高样子,很累。”戛纳给人的感觉确实不好。标榜的“艺术”在电影节街头根本看不出来,在电影宫的放映中也看不出来。有时在获奖名单上能看出来,但也不肯定。耳闻目睹的,还是对商业的顶礼膜拜,和对好莱坞的酸溜溜。看看近十年来金棕榈奖的获奖名单,1998年希腊影片《永恒的一日》,1999年比利时达内兄弟的《罗塞塔》、2000年丹、瑞、法、荷、美多国合拍的《在黑暗中漫舞》、2001年的《儿子的房间》和2002年罗曼・波兰斯基的《钢琴家》等,艺术上也都很“唯美”。但相比之下,倒是2005年比利时达内兄弟导演再捧金棕榈的纪实影片《孩子》(叙述非法移民的生存现状)更有社会影响力。

但戛纳电影节的政治性一直很强,特别是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之后。2004年第五十七届金棕榈奖奖给了美国反战影片《华氏911》。就在2006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又将金棕榈大奖颁给了英国导演肯・洛奇。他的影片《风吹稻浪》讲述了20世纪初叶,爱尔兰人民为反抗英国的残暴统治而进行的艰苦战斗以及后来的自相残杀。

戛纳电影节的诞生,其实也很“政治”。由于法西斯色彩浓厚的威尼斯电影节令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法国文化人实在无法容忍,怎么能去争捧“墨索里尼杯”?为了与威尼斯争锋,1946年,戛纳电影节应运而生。

但是,在好莱坞、奥斯卡面前,欧洲这三大电影节则要惺惺相惜了。虽然都号称“国际电影节”,但实际上“美国”在这“国际”中的份量并不重。为“国际”撑面子的通常是亚洲电影,比如中国电影。这倒并非说美国人对欧洲的电影节不看重,而是美国影人有更重要的平台奥斯卡。鲜有艺术水平高、票房收入好的美国电影从欧洲电影节脱颖而出的。除了上面提到的2004年第五十七届金棕榈奖获得者美国反战影片《华氏911》外,2003年的金棕榈奖也奖给了一部批判校园暴力的美国影片《大象》。但美国人好像并不那么看重这些片子和它们得到的奖项。


从上至下分别为在欧洲电影节获奖的《钢琴家》、《格巴维察》、《在黑暗中漫舞》和《儿子的房间》剧照。
奥斯卡金像奖

现在再笼统地说欧洲电影节注重艺术性、美国电影奖注重商业性,恐怕越来越难以服人。俗称“奥斯卡金像奖”的“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近年来给人的感觉倒是对艺术性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阳春白雪”,越来越苍白晦涩、故做深沉,甚至脱离实际、孤芳自赏。只不过奥斯卡留给外国影片的获奖位置很有限,所以这股潮流不那么引人注目而已。还有一点,奥斯卡青睐的影片,越来越多沉闷、悲痛、另类的色彩。以前,人们都爱说欧洲的电影节更青睐那些虽然寓意深刻但内容艰涩难懂、虽然画面优美但看完之后令人感觉压抑的影片,如讲述不合常理的凄美爱情的《钢琴课》等。现在,奥斯卡好像也有这种喜好。

大约十年以前,如果不是大制作,不是弘扬爱国主义或人性美、谴责屠杀、讴歌自由独立等“美式主旋律”的影片,根本就甭想登上奥斯卡的领奖台。如1994年获得最佳影片的《辛德勒名单》、1995年的《阿甘正传》、1996年的《勇敢的心》、1998年的《泰坦尼克号》等。近年来,风向变了。2004年的最佳影片《美国丽人》、2005年的《百万美元宝贝》、2006年的《撞车》,虽然都是正面的题材,如中年人的困境、安乐死、种族歧视等,但给人的感觉总是压抑、悲哀、愤怒、失望;而非昂扬、痛快淋漓。这样的感觉是以前看欧洲获奖影片的感觉。

今年的奥斯卡金像花落谁家还不知道,不过那部出场人物众多、情节错综复杂的《通天塔》要是登上领奖台的话,应该不会让人太奇怪:这类基调怪异、线索纷杂、说理丰富的电影,好像是奥斯卡评委们近年的最爱。这部已经夺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的影片,要是再拿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就会越来越让人问道:欧美电影节(奖)的趣味,是不是越来越近?

地中海边的戛纳不愿意放弃政治的同时越来越商业,水城威尼斯在戛纳面前却日渐衰落,柏林仍在钢筋水泥间坚持着自己的多元化和国际性,而它们原本共有的对电影“艺术性”的吹毛求疵,正在不经意地被奥斯卡接过去。本来并非“国际电影奖”的奥斯卡,却被各国电影人、特别是第三世界电影人奉为追求的最高目标。而奥斯卡也在有意无意地努力培养自己的“世界情怀”。原来势如水火、竞争激烈、老死不相往来的几大欧美电影节(奖),正在被第三世界的电影导演们庄严地肩负“探索”和“试验”的使命悄悄“串”起来,并有可能深刻地影响着电影的未来。但是,“全球化”的浪潮如此地汹涌澎湃,连本来应该由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们占主角的国际电影节(奖)都不能幸免,这对电影艺术的未来究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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