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在沉寂十年后的2004年拿出了《人面桃花》，一如他在这部小说中布置下的大量悬疑和“空缺”，他留给了我们一个并不久远的期待。作为“人面桃花”系列第二部的《山河入梦》（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版），又让我们洞悉了这位“先锋作家”对历史和情感的耐人寻味的抒写，或者说，格非在这里为我们谱就的是一首关于人
这部小说所表达的动机，好像有意想与那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相悖。我们在主人公谭功达的孤独的个人历史中，清晰地发现了他与母亲陆秀米竟然有着相同的“乌托邦”精神结构。谭功达重复着他的前辈们对理想的偏执和“疯狂”的浪漫。无论是陆侃、丁树则、陆秀米、张季元、花家舍兄弟，还是谭功达、郭从年和姚佩佩，他们生命中潜在的“乌托邦”梦想，成为变动不羁的岁月里被一代代人所接续、修复的存在依据和精神幻像。有所不同的是，谭功达遭遇到了几倍于他前辈的困难。他所面临的社会结构和体制，在给予他相对活动空间的同时，一个扭曲的“一体化”的意识形态规约和坚硬的文化环境，使他的理想主义精神象牙塔难免摇摇欲坠。不停地虚构“乌托邦”蓝图，也就是不停地自掘陷阱，这种超越了历史理性的“理想”，最终逃脱不掉被颠覆的结果。作者借郭从年之口最后讲出了“乌托邦”自身的裂隙和脆弱：一种绝对自由的不存在，一种在历史和自然面前人的卑微和渺小，人心的扑朔迷离、不可把握和人性的坚硬质地。无疑，格非是想通过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村庄的命运索源或暗示出一个国家、民族的兴衰。
与前一部《人面桃花》相比较，这部作品更“像”是一部小说，它进一步摆脱掉了诠释当代史的负担，直逼人类精神出路和现实困境。实际上，作家在这里给我们描述了两个“乌托邦”:社会乌托邦和爱情乌托邦。当社会的“乌托邦”理想破碎时，现实逼迫谭功达意外地“逃入”花家舍，得以逃离残酷的现实情境。但谭功达又开始了对爱情乌托邦的憧憬，当然，这也是这个理想主义者最后的“乌托邦”。而他的双重陷落，与我们所处的世界形成了微妙有趣的反讽。
所以，最初，小说就选择一条情感线索开始作为拉动叙事的引线，这是一个十分个人性的叙述视角。这样，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谭功达个人作为感性、热血、理想的“诗人政治家”的浪漫诗意，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当然，这也同样给人物的存在提供了深刻的悲观的基础。谭功达的彻底失败，以及他在情感、婚姻的波折和失意，是一种必然性的尴尬结局，这也是作者着意要表现的人物所陷入的终极困境。他为什么会失败，在这里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或许都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谭功达苦苦追寻的人类社会的“桃花源”和理想国，对任何人来讲，如何能成为现实都不是一个假以时日的单纯期待。那么，谭功达的精神动力何在呢？格非再次发掘历史的幽微，回到时间深处去揭示生命与理想的产生机制和意义架构，去察觉可能被时间遮蔽、忽略的历史多元性、复杂性。他如他母亲一样，宿命般地被前辈失败的阴影所笼罩，理性和非理性的欲望在对情爱的生死歌哭中构成他存在的紧张和焦虑。对于他的“花痴”状态，我们完全可以视为他对存在会经常产生的超常幻觉和痴迷，是近乎病态的焦虑。而接二连三的爱情旋流，已成为他慰藉生命、救赎自己的唯一梦境。在一定意义上讲，谭功达是权力场上彻底的失意者，在乌托邦的“疯癫”被终结之后，潜在的恐惧使他几近绝境，他将残留的希望全部转移到情感上来。在他所经历的四位女性姚佩佩、白小娴、张金芳和小韶中，如果说白小娴和张金芳的出现使他的生活显得荒诞不经，游离出自我，艰难地挣脱出欲望的樊篱，那么，小韶则使他在生命的困厄贫瘠的日子里获得暂时能够存在下去的勇气。姚佩佩是小说中唯一理解谭功达的人。正是她的爱，给了谭功达能够重新回到自我的信念。但是，“每个人的心都是一个被围困的岛屿，孤立无援”，在谭功达和姚佩佩同时陷入一种无援的境地时，我们看到格非笔下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异常冰冷、荒芜的世界。人就像一个个湖心弹丸之地的“花家舍”，在对世界的茫然四顾之中，难以吸纳山河的浩气，难以走出历史，走出现实，走出自己的阴影。伴随着叙述的淡淡的感伤，小说凸现出对人的历史性的反讽，“乌托邦”的陷落也就成为必然。
我们注意到，小说中经常出现阳光下的“紫云英花地”的意象，它就像“乌托邦”神圣的象征符码，在主人公的心中若隐若现，若即若离，那美妙、清俊、纯美的理想图景却常常为“一片浮云的阴影”所覆盖和隐没。显然，它也喻示着梦想的虚幻性、不确定性、易破碎性。
现在看，这部《山河入梦》作为“人面桃花”系列的第二部，是一部承前启后之作。从细节上看，这部小说所设置的“悬念”明显少于第一部《人面桃花》。对于格非小说中的“悬念”，我从不认为这是作者有意的调侃和“小摆设”，它实质上是对存在世界的一种认知和表现方式，是通向未可知事物的一条神秘通道。由此可见，愈接近现代、当代的社会现实，作家的智性愈要大于情绪，叙述也就愈发要从事物的本身出发。格非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比起他前一部小说，这部《山河入梦》的写作也就显得愈发朴素、稳健，从容不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