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科学制度，把读书与入仕联结起来；今天的高考制度，把读书与求职联结起来，谋求的仍然是个人的生存与发展。
惟其如此，高考制度渐成宏大规模的举国体制，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等，并为政府和人民所重视。政府求才，人民求财，两者不谋而合，于是高考制度在“文革”后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渐次实行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国家不包分配，实行“双向选择”，彻底改变了过去几十年间“上大学，当干部”的计划体制，就业问题开始成为大学毕业生面临的一大难题。到本世纪初，高校又实行大规模扩招，几年之后毕业生即成若干倍地增加。精英教育演变为大众化教育，随之而来的即是精英就业转向大众化就业，由“白领”而“蓝领”。从此又呈现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面对社会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出现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层次间挤占的现象；二是同层次间竞争，名牌大学毕业生以其强势介入威胁着地方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期望。高校扩招、“双向选择”和不断增加的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例如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竟达950万，与去年相比增加了83万人，创下新的历史纪录，今年招生计划为530万人，客观上造成某种意义上的恶性循环，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这一视角观察高考改革，有两点必须首先顾及：一是高考影响面大，由950万考生到950万个家庭，直接关联者达数千万人之巨，还有参与其事的全国大中学校等教育机构和行政管理部门，形成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接。而且高考每年发生在六月上旬的两三天内，尔后的阅卷、录取工作延续到八九月份，时限非常集中，牵涉非常广泛，极易因利益冲突引发矛盾，因之不能不十分谨慎从事。二是在时限紧迫、牵涉面广的情况下又呈现出的高度集中与高度分散的态势，管理成本太大，管理难度太高，极易影响选拔考试的公平公正。从近年来已经发生的案例分析，广义的作弊行为已从个别、偶发事件向集团化、群体化方向扩展的苗头已经显现，“在高考中违规违纪常常成为一种有组织行为”。尤其是各类加分规定凸现的不公平和加分过程中弄虚作假造成的不公平，使更多没有“本事”加分的考生无奈“?考”。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在高考招生的各个环节中予以高度重视，否则，一旦诚信丧失，那将一发而不可收拾。
因此，笔者以为，高考改革，最重要和最艰难的还是考试诚信的维持和信用体系的完善，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的转型期之中社会诚信缺失、价值多元的大环境里。考试选拔只是选拔方式之一，既然是考试，标准即必须具有客观性和一致性的特征，不应让高考承担其不能承担之重，承担选拔的全部。高考复归本位，缩小其涵盖的范围，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诸如自主招生等从高考中剥离出来，形形色色的加分录取如三好学生加分、各种特长生加分之类与考试无关，另案处理。（规定烈士子女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少数民族考生、体育特长生报考民族院校、体育院校可优先录取，报考其它院校则一视同仁。）建立一种高校录取的现代新型双轨制，平行发展。双轨制有利于信用体系的建立，避免混水摸鱼，亦不埋没人才。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自由投考。（参见《中国青年报2006.4.27》）
笔者十分赞成这种高校自主招生的办法，与高考并驾齐驱。以公平、透明的阳光工程形式，确定一定的招生名额并逐渐扩大比例，确定体现考生素质、能力的定性评价标准，实行自荐、专家推荐、学校推荐的方式报名应招，由招生学校自主采取相应的方式考试录取。考生在考试当年只允许选择一种报考方式，高考与自主招生并行互补，应试教育（只要有考试存在，应试教育不可能被取消或取代）与素质教育都有各自的存在空间，联结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通道自然畅达。（作者系云南省曲靖市曲靖师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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