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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在“背影”中求变

2007-03-15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苏雁 我有话说

    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以苏州、无锡、常州为核心的苏南地区,其发展路径历来备受关注。“经济上去了,环境污染了”、“富财政,穷百姓”、“只长骨头不长肉”等坊间议论,让发展中的苏南在人们心目中有了多重“背影”。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宋林飞说,“从乡镇企业起步,到经济国际化

腾飞,再到具备现代化雏形,苏南走了一条不平坦的发展道路。”如今,苏南正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寻求新的突破。

背影一:从“环境换取发展”到“环境优化发展”

“经济上去了,环境污染了。”这对于以江南水乡闻名的苏南来说,是一个令人痛心的表述。

“过去在太湖支流,我们小时候经常能看到鱼虾、螺丝,河浜里种着菱角,还能在河里游泳。现在这些河流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过去的那种美好印象都不见了。”无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嵇克俭说。

苏南问题研究专家单强教授说:“苏南人多地少,资源匮乏,区域单位面积所承受的污染负荷也在全国排名第一。从根源上说,原有的苏南乡镇企业模式是一种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出的产业结构。”

苏南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还能走多远?位于张家港的沙钢集团,每年消耗的标准煤超过600万吨,是苏锡常三地最大的能耗大户。“这样的企业能否向低能耗低污染转型,是新苏南能否成功转型的一个风向标。”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很会算账,炼钢过程中产生的废渣,以往毫无用处,沙钢却投资2.6亿元买来了生产矿渣微粉的全套设备,这种微粉是生产高质量水泥的好材料。不到一年投资就完全收回了,如今还每年为沙钢集团带来几亿元的收入。

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苏南的环保从末端治理走向源头控制,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从“环境换取发展”转向“环境优化发展”。昆山市环保局局长孙国良对审批项目的16字方针倒背如流――科技含量、投资强度、产出效益、生态影响。

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授予的全国首批6个国家生态城市中,苏南占了4个。“江阴、昆山等4个城市入选,很不容易。在某种程度上,比它继续发展工业、GDP再翻一番要艰难得多。”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说,“这是一种倒逼机制,我们要让节约的人得利,让浪费的人吃亏。建立监督机制对那些高能耗的设备进行强制淘汰,并实行鼓励机制,最后还要实行法律保障机制,关于节能、建设节约型社会,都通过人大立法,政府立规,形成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背影二:从“政府口袋第一”到“百姓口袋第一”

“要看统计数字,更要看老百姓的实际感受。”李源潮在昆山调研时的一句话,引起了人们对苏南富裕的思考。

过去,在苏南地区政府的财政收入节节攀升的同时,这些地区老百姓的“钱袋子”并没有明显地鼓起来。老百姓不够富裕,是苏南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于是,富民优先,成为苏南各级政府的执政首选。

无锡的做法是结合新农村建设,让“工商资本”反哺“现代农业”。2002年,江苏阳光集团投资3亿元开发农林产业,成为全国最大的由工业企业投资的苗木、花卉、种苗生产基地。至今已有24亿元工商资本进军无锡农业,无锡田野上出现了300多个农业企业和园区,带动农户85万人。去年,无锡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8800元,比上年增长10%。

江苏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葛守昆说,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施社会保障,是近年来苏南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因素。苏南各地普遍拨出专项资金推行养老保险、劳动合同和大病医疗保险三项制度,落实三条保障线,并建立逐年增长机制。2005年底,昆山率先在全省达到了小康指标。昆山市市委书记张国华说,“不管哪一种发展模式,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富民。不管政府手中有多少钱,首先要花在老百姓身上。”昆山近年来实施“三有”工程(个个有技能、人人有工作、家家有物业),市政府每年拨出2000万元专项资金,为农民技能培训买单,使80%的农村劳动力拥有一技之长,出台了20多项政策,5年间对农民的补偿资金超过20亿元。

背影三:从“招商引资‘强政府’”到“社会建设‘强政府’”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市委书记王荣介绍说,在苏南地区,政府一直扮演着推动经济发展的领导者、实践者的角色,无论是发展乡镇企业还是招商引资,政府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曾有人说,苏南是“强政府,弱市场”。葛守昆说,“其实,强政府不一定是弱市场。关键是政府职能定位的差异。在不同发展阶段,政府必须坐正位置,放手管好自己该管的事。”

“在市场经济发起、培育、完善的过程中,政府始终处于争论中。管不好不行,管过头也不行。”曾当过江阴县委书记的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深有感触地说:“当市场没有完全觉醒时,政府必须冲在前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华西在村级组织的强力推动下,走上了工贸强村之路,创办了8大公司50多家企业。2006年,华西村实现销售收入400亿元。

葛守昆认为:“一个重要的现象是,苏南地区的政府,正在改变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状况,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

“资金跟着人才走,人才跟着环境走,现在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做环境,一个是经济发展的环境,一个是适合人居的环境。”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告诉记者。2004年,苏州在江苏率先取消对周庄、西山等6个古镇的GDP指标考核。无锡在今年年初出台的干部考核体系,已正式取消对GDP的考核,环境、能耗、民生等成为首要考核指标。

“以往苏南干部谈起经济建设滔滔不绝,但谈到社会事业,没说几句就闭了口。”而如今,干部们对社会建设,不仅说得多,做得更多。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说:“社会事业普遍存在‘管办不分’的现象,导致行政部门投入分配不公、管理错位,公共职能弱化。管办分离,就是要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创新体制、激活机制,让社会事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针对项目重复、资源浪费等问题,苏南地区各级政府突出其规划职能,并从政策和政府投资等方面落实规划。通过“三集中”,即人口向城市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住宅向社区集中,实现集约化发展。无锡市实施“绿色规划”,将市区土地分成建设用地、生态用地和自然山水,各占1/3。生态用地一旦确定,谁都不准乱占,从而为未来城市发展留足了绿色空间。

背影四:从“只长骨头不长肉”到“既长骨头又长肉”

“只长骨头不长肉”,曾有人这样形容苏南外向型经济的不足。言外之意是说,伴随大量外资企业涌入,苏南虽然成为著名的制造业基地,但并没有掌握到相应的核心技术和市场营销渠道,只是在为跨国公司贴牌。宋林飞说,苏南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区域和人才优势吸引了跨国公司前来投资,虽然我们处在产业链低端是个客观现实,但是苏南人在贴牌中逐步掌握了“与狼共舞”的本领。

既长骨头也长肉,从当年借力“星期日工程师”发展乡镇工业,到现在借力国际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苏南人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强大作用力。苏州市市长阎立在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自主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举措,注重引进产业主导技术、核心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二次开发”。面对全市16000多家外资企业、49家外资研发机构,苏州实施“技术溢出创新计划”,通过配套协作、合作开发、购买专利等方式,逐步打破外资企业的自我封闭体系,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二次开发,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苏州的开放优势正在转化为创新优势。

开发区成为重要的创新载体。苏南地区现有10个国家级开发区和50家省级开发区。记者在苏州高新区、苏州工业园区看到,与大片现代化厂房毗邻的国际科技园、创业中心、科技城和高教区,聚集了上万名海内外高科技人才。苏州国际科技园的30多家软件外包企业,2005年出口额达1亿美元,占全省同类产品出口额的60%。

无锡率先在全国兴建了无锡(国家)工业设计园、创意设计中心、国家集成电路无锡设计产业化基地,一个“最适宜创新创造的设计名城”呼之欲出。

常州全力打造全省首个科教城,成为长三角地区企业创新的“人才蓄电池”。2006年,苏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50%,基本达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研发投入(R&D)占全国的比重达7.5%,5年上升了2.3个百分点。全国人大代表、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说:“‘新苏南模式’的最显著特征是,科技与人才正日益成为推动区域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

以科技为支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使苏南形成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一批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经过高新技术改造的石化、冶金、机械等传统产业,6大支柱产业实现了集聚发展。苏南正处在人均GDP从5000美元向10000美元迈进的发展新阶段。

图片说明:苏南地区的干部已逐渐认识到,GDP既不能直接反映老百姓人均实际收入,也不能测量青山绿水污染了多少、土地资源减了多少、古朴的老弄幽巷又少了几条。2004年,苏州在江苏率先取消对周庄、西山等6个古镇的GDP指标考核。图为周庄古镇。(资料照片)

“苏南模式”

上个世纪80年代,以苏州、无锡、常州为核心区域的苏南地区,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对于苏南的创造性实践,费孝通先生首先将之作为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后称“苏南模式”。后来“苏南模式”因为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和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而引起了争论。“新苏南模式”是进入新世纪,在苏南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实践基础上,由吴敬琏先生最早提出来的。学界和实践层面的人士都认为,“苏南模式”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新苏南模式”是对传统增长方式和传统发展观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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