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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废纸上的中亚历史脉动

2007-03-19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 我有话说
编者按  历史是既往的故事,如同飞鸟曾经掠过天空。历史学是命里注定的缺陷艺术,因为往事的证据永远不会保存完整。在有限的证据与无限的历史之间构筑起沟通的桥梁,是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也是历史学家的情感家园。成就历史研究的不仅仅是历史与历史情感,还有记录历史的各式各样的史料。历史学家忙碌的过程,就
是历史发现之旅,且永远是先发现史料,再发现历史。

在吐鲁番,历史研究者们再次发现了这个规则。

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方重镇,但是在唐朝三百六十个地方州中,称作西州的吐鲁番仅仅是其中的一州而已。不要说长安、洛阳,或者扬州、益州,就是中原的一个普通正州,在当时都比西州更有官场热度,而在文化影响上,西州的地位更是不堪比量。但是,由于吐鲁番特殊的气候和当地特有的葬俗,却在无意中为历史保留了很多第一手史料,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吐鲁番文献。于是,比较起吐鲁番的历史地位,它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倒是扶摇直上,即使比起当年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洛阳,它在为历史研究者提供珍贵史料方面,也可一争高下。

在吐鲁番发现历史,这是19世纪末叶以来的一个基本事实。

曾经是边陲之地的吐鲁番,在如今中古历史的研究上已不再是“边疆”。在这里从事的每一个考古动作,都会吸引世界学术界的关注。吐鲁番的那些古代墓葬区,除已为学术界熟知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以外,现在更有洋海、巴达木、木?尔等纷纷亮相。近几年,吐鲁番考古工作又多有斩获,再次为学术界提供了多种珍贵考古文献资料。

这里呈现给读者的一组短文,介绍的就是吐鲁番近年发现的一些新史料。史料的形态有的完整,有的零碎,但是涉及的历史至关重要。它们或者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往来的关键证据,或者是地方历史现象的重大解密,或者涉及帝国统一的文化密码,或者蕴涵影响世界后来格局的珍贵信息。点点滴滴,都为我们理解历史拓展了更大空间。 

对于中古史研究者来讲,吐鲁番盆地一直是一个聚宝盆,因为近百年来这里出土的官私文书,已经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中古中国历史的传统认识,特别是,这些文书的发现,不仅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原王朝各项制度的了解,同时也使我们得以书写丰富多彩的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地方社会史的方方面面;高昌故城和周边石窟寺中出土的佛典、摩尼教、景教的经卷,更让我们看到在不同时期佛教、摩尼教、景教的兴衰历程。

对于关注中外关系史的笔者来说,吐鲁番盆地本应有更多的有关西域(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中亚)地区的记录,但相对来说,我们过去从吐鲁番文书中得到的信息甚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说玄奘离开高昌去西天取经时,高昌王麴文泰修书二十四封,致中亚各国首领,希望他们关照玄奘的行程。这表明在麴氏高昌国的末期(7世纪上半叶),高昌与中亚许多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在吐鲁番文书中的记载并不多见。

2004年7月,当我在吐鲁番文物局看到一张洋海墓地出土的高昌送使文书时,不禁为其所记录的“婆罗干”、“处罗干无根”这样的音译人名和熟悉的“焉耆”地名所吸引,可惜,文书上浓重的墨迹遮住了大部分内容,我们只能“望墨兴叹”。

2005年10月,我们组成“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开始整理近年来新出土的文书。2006年2月,在吐鲁番文物局技术人员的努力下,我所关心的那件文书上的墨迹被成功清洗掉,露出一系列外来使者的记录:乌苌使、吴客、子合使、婆罗门使、焉耆王(见图1)。根据同墓出土文书和其他资料的考证,这是阚氏高昌王国(公元460―488年)的永康九年(474年)、十年(475年)出人出马护送外来使者的记录,这里的乌苌使来自印度西北部斯瓦特(Swat)地区;“婆罗门”是印度的总称,婆罗门使应当是来自当时南亚次大陆上的强国笈多王国;子合是西域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一个小国;焉耆则是塔里木盆地北沿的大国;而这里的吴客,则来自中原南方以建康(今南京)为都城的刘宋王廷。此外,文书中提到的“婆罗干”、“处罗干无根”等没有标明来历的使者,应当是阚氏高昌的宗主国――漠北柔然汗国的使者,他们对于高昌国来说是熟悉的客人,或者说是“自己人”,所以没有必要再提他们的来历。这些经过高昌的使者主要前往两个方向:一是北山,一是焉耆。北山应当就是指吐鲁番盆地北面的天山,越过天山,东北有路通向柔然汗廷。焉耆则是位于吐鲁番西边的绿洲王国,经过它,可以去往西域、中亚、南亚各国。

如果我们把这件送使文书所涉及到的高昌、柔然、焉耆、子合、刘宋、乌苌、婆罗门等国标识在一张地图上面,就可以知道这张废纸是多么地富于历史价值;加上原本被作为废纸而在背面抄写的占卜文书的文献价值,这样一张废纸就更加价值连城了。这件送使文书所涉及的公元5世纪下半叶的中亚,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周边大国势力都想控制西域南北道、吐火罗斯坦和粟特地区的那些相对弱小的绿洲王国。北魏在公元439年灭掉河西走廊的北凉后,于公元448―452年间曾派万度归攻打焉耆、龟兹,但由于北方有柔然汗国的威胁,所以未能在西域站稳脚跟。与北魏敌对的柔然此时也伸出它强大的右臂,先是杀掉占领吐鲁番盆地的北凉后裔高昌大凉王沮渠安周,立阚伯周为高昌王,把阚氏高昌当成自己的傀儡。从这件文书看,柔然不仅牢牢控制了高昌,而且让焉耆国王前来漠北汗廷称臣纳贡,甚至还越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控制了于阗、子合等塔里木盆地西南沿的绿洲王国,进而影响到北印度的乌苌。在帕米尔以西地区,北方强国?哒击败萨珊波斯,占领了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寄多罗(Kidāra)领地,随后在5世纪初占领了索格底亚纳(Sogdiana),还把势力伸进塔里木盆地,攻击于阗、焉耆等国。?哒的扩张并非没有遭遇抵抗,不论是萨珊王朝的卑路斯(Peros,459―484年在位),还是印度笈多王朝的塞建陀(454―467年在位),都曾努力与?哒争夺中亚,但都未能挡住这支强悍的游牧民族的铁蹄。在?哒的压力下,中亚、南亚的一些小王国寄希望于柔然或者北魏,我们过去从《魏书》本纪中看到过许多中亚王国遣使北魏的记载,现在我们又从这件送使文书中看到他们越过北山,奔赴柔然汗廷的身影,由此不难看出柔然汗国在五世纪后半中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送使文书还向人们展示了高昌在东西南北各国交往中的咽喉作用,也说明阚氏高昌作为柔然汗国的附属国,在柔然汗国控制西域、交通南北时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小小的一张废纸,几个使者的名字,居然记录了纷纭复杂的5世纪后半叶中亚历史的脉动。使者往来的背后,蕴藏着我们还无法了解的玄机,不过就是这些四面八方的使者汇聚高昌,已经可以让我们得知在旅途艰难的古代,各个政权之间的外交往来远比我们想象的频繁,而这种外交网络的背后,也透露出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物品贸易、文化交流的信息。

在出土这件送使文书的张祖墓中,吐鲁番的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女性衣物疏、张祖买胡奴券、高昌供物差役帐历等文书,以及占卜书、择吉文书、历日、《孝经义》、《论语》古注本等典籍。如果我们知道此前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只有哈拉和卓90号墓属于阚氏高昌时期的话,就可以明了新出土的这批阚氏高昌的文书和典籍的重要性了。而这里着重说的送使文书,不过是我们利用吐鲁番文书来重写历史时最为惬意的一个例子罢了。

图1:阚氏高昌送使文书(清洗后)

图2:吐鲁番新出土历日

图3:延昌十四年(574)康虏奴墓表

图4:唐天宝十载交河郡长行坊文书

图5:唐天宝十载交河郡客使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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