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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那个中国

2007-03-2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淼 我有话说

在日本近代作家中,芥川龙之介的名头不算太小,他是日本大正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之一,“理智派”或“新技巧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短暂的创作生涯中,留下了大量各式体裁的文学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于上个

世纪二十年代初期走访中国时,还曾经写过一本非常独特的小书《中国游记》(中华书局)。

客观地说,芥川龙之介对于当时中国的第一印象相当糟糕――岂止是糟糕?简直就是非常恶劣。他在上海刚刚下船,“第一瞥”看到的即是肮脏、恐怖、且“长相古怪”的黄包车夫,随地小便的城市居民,以及既猥琐怯懦、又冷酷贪婪的小商小贩。他笔下的大上海是一个污秽、混乱、早眠的城市,既没有东亚第一都市的灯红酒绿,更缺少现代工业城市应有的蓬勃朝气,这一切与他从古典文学中认识到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连中国的建筑和园林,也被他视作“一幅令人倍感忧郁的风景画”。芥川龙之介眼中的上海如此,杭州、苏州、扬州、长沙等内地城市也同样好不到哪里去。这些地方或者贫穷落后,或者颓败不堪,以至伤寒与疟疾横行,贪腐和贫困共舞,一介乞丐甚至“要比公司职员更富于浪漫色彩”――“恶之花”般的写实画面可谓触目惊心。

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期间所会见的人物也极为复杂,其中既有文人、学者,还包括一些伶人、妓女。在文人、学者中,他见到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章太炎和辜鸿铭,对于前者,他的描述明显带有一丝嘲讽的格调;对于后者,他的描写则带有一些“西洋景”的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他其实已将辜氏其人视作“老大国”腐朽文化的象征了。芥川龙之介还曾经多次出入各大城市的娱乐场所,对自己观察到的人物亦多有着墨,比如,他写及在后台上等待出场的荀慧生,“忽然挽起那大红底儿上绣着银线的美丽的袖子,利落地往地板上擤了一下鼻涕”,这样的细节,比起某些中国作家笔下的追忆文字,就显得更为真实一些。

芥川龙之介原是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特派员的身份出访中国的,先于芥川龙之介来中国的日本文人――且不管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已将各种夸张、变形的中国阴暗面展示给日本民众。所以,芥川龙之介津津乐道于丑陋中国之现状,一方面的确是基于事实,另一方面,却也与他的先入之见不无关系。不过,作为一位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的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也显然充满了某种内在矛盾。他一方面声称“在目睹了这种国民的堕落之后,如果还对中国抱有喜爱之情的话,那要么是一个颓废的感官主义者,要么便是一个浅薄的中国趣味的崇尚者”,同时却又明显表示出自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自然风物的深深喜爱,不仅对一些中国典籍引用自如,对风土人情的评介与审美亦堪称得趣,尤其在自然风物与人文景观的人为破坏方面,表现出自己极其敏锐的远见卓识。

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芥川龙之介对于中国的观察很难走向深入,有时甚至不无敷衍塞责之嫌,再加上他身上有着浓厚的文人积习,身世之感、兴亡之叹的文字常常充斥在字里行间,这就使得他的游记带有了强烈的主观色彩,从而削弱了客观的史料价值。但是,瑕不掩瑜,《中国游记》毕竟不是一部由专业人士撰写的调查纪实,而是出自一位日本年轻作家之手的旅行随录。不管芥川龙之介个人的主观意愿如何,他仍然以自己“电光火石”一般的文字,为那个时代的中国,留下了一份相对本色的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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