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黄帝文化已成为史学家认识和撰写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序篇。此后,这一认识及其历史撰述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发展,不断谱写出伟大中华文明的新篇章。
一、黄帝文化――中华文明的源头。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即以《五帝本纪》开篇,而《五帝本纪》又以黄帝居其首。司马迁写历史的宗旨是
司马迁所谓“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在《史记》的《三代世表》和《历书》中也各有反映。本纪,记大事;表,谱年爵;书,写制度;《史记》从这三个方面来反映“上记轩辕”,从而对后世的作为观念形态的黄帝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帝文化乃是伟大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源头。
二、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源远流长。黄帝文化精神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于它培育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传承和发展。这里说的历史认同,主要表现在血缘、地理和治统观念等几个方面;文化认同主要表现在心理、制度、道统观念等几个方面。
关于历史认同的传统。首先说血缘观念。先秦时期,血缘和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人们的这种观念是跟传说中的黄帝、炎帝有关的。根据《国语・晋语》所载,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其中有姓者的十二人成为中原文明的先祖。这种观念,当是先民口耳相传,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书写有重大影响。
其次说地理观念。人们都很熟悉诗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战国时期,人们用夏禹的名义提出了“九州”的观念。在历代史书的地理描绘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地理观念的延续和发展。
再次说治统观念。“治统”是政治统治的继承性,它本质上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历代政权的连续性的观念。《史记》中的帝纪、诸表以不同的表述形式清晰地描述出了“治统”的轨迹。正如清道光元年(1821年),道光皇帝祭黄帝陵文所说“惟致治莫先稽古”、“四千年帝绪王猷”。历史表明,历代皇朝的最高统治集团,都承认并尊重这个“治统”的传统。
关于文化认同的传统。关于心理方面。这主要指人们在心理上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沟通和包容,如《左传》所记戎子驹支赋《青蝇》诗句一事。在这方面,孔子是一位雍容大度的学者,他曾表示愿到文化边缘的地方居住。孔子的这种文化心态,反映了当时“诸华”与“诸夷”在文化上走向融合的趋势。此后,历代多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各族在心理上的文化认同。
关于制度方面。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表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有连续性的。西汉以下,历代“正史”的书、志反映出这种制度文化的连续性和多民族性的特点。
三、黄帝祭祀传统的历史意义。公祭黄帝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中的一件大事。单从现存的皇家祭文来看,以明清两代为多。其中,尤以清朝诸帝的祭文更为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
顺治八年(1651年)的祭告黄帝文中写道:“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维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功德载籍,炳若日星。”(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炎黄汇典》第3册,曲英杰主编《祭祀典》,第387页)康熙元年(1662年)的祭文中也说:“帝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统道统,昭垂奕世。”(同上)顺治皇帝与康熙皇帝在祭文中都明确提出“道统”和“治统”的观念,这是一个应当受到高度重视的问题。
所谓“道统”,是指儒家传道的系统,也可以说是儒家一派人物所认可的思想传统:近则指文、武、周公、孔、孟的思想传统;远则追溯尧、舜、禹、汤。所谓“治统”,已如前说。其后历代皇帝多沿用“垂统”一词,是表明上有所传
承。清朝在奠定国家版图,维护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方面,以及在文化上的许多总结性工程,都证明了这种认同的伟大作用。
至近代以来,文化认同和历史认同都有新的发展,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民族认同的进一步发展,即表现为中华民族的认同。第二,是中华民族之认同所焕发出来的民族精神对于民族救亡的伟大意义。1937年4月,国共两党公祭黄帝陵时,毛泽东亲自撰写了《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祭文》,祭文最后写道: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无谖。”(曲英杰主编《祭祀典》,第412页)这是人民的意志、民族的决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和最终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精神支柱。今天,我们仍然会感受到它的时代气息和巨大的民族感召力。
如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过程中,黄帝文化仍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象征,是鼓舞中华民族前进的伟大动力。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