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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下的国家利益观

2007-04-0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王逸舟 我有话说

当代中国是一个急剧变化而丰富无比的国家。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是一个急剧变化而丰富无比的学科。当代中国学者对国家利益的探索和思考是一个急剧变化而丰富无比的过程。阅读《中国学者看世界・国家利益卷》(新世界出版社),有可能给读者一个急剧变化而丰富无比的想象空间及信息储备。

国家利益是国际

关系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近年来取得最大进展的领域之一。基本上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领导层对中国国家利益的考虑有独特的实现形式,但在学界,真正的理论研究工作是谈不上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国家利益研究起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而相对系统的研究则是在90年代以后。

目前中国国家利益研究的成果从文献形式看,包括专著/教材、期刊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三种。其中专著有7部。根据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国家利益”作为题名进行的检索,1990-2005年间的文献有398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有3篇。显而易见,本书收入的二十余篇论文或书稿章节,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反映的是若干个断面或侧面而已。假使有心的读者想做专题研究,不妨循着这里提供的线索深入下去。

依照近些年的发展线索,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国家利益的几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探索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1996年阎学通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出版,为最早的阶段。这一阶段关于国家利益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国家利益的阶级性、民族性以及与意识形态关系、国家利益的内涵等,侧重于概念的厘定、属性的辨析。从研究的方法上看,基本上还是采取阶级分析法,对国家利益的阶级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全民性有明确认识。在具体研究手段上,以分析、描述、定性等传统手段为主,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相对缺乏。在这一阶段,专门研究国家利益的专著还没有,有关研究成果主要存在于一些政治学、国际政治类的教科书和专著中。

阎学通的《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首开先河,把中国学界对国家利益的研究推进到比较规范和相对科学的阶段。作者在效用分析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分析国家利益的科学方法,为判断中国国家利益的大小提供了一种衡量依据。以此为工具,他对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具体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进行了分析和衡量,并且提出了如何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建议。他的分析基点认为国家利益是客观的,人们完全可以科学界定、衡量和实现它。

该书出版之后,国内学界出现了国家利益研究的热点。在这一阶段,学界大量的研究成果集中在实证研究上,开始超越对国家利益本身进行的探讨,把国家利益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分析视角,观察一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以及国家之间关系的演变。围绕对《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所展开的评论,特别是针对阎学通提出的“客观主义”方法,中国学界把国家利益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笔者把称之为“反思”阶段。

在“反思”阶段,学者们试图在问题研究领域、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提出不同于客观主义的可以称之为“主观主义”方法。1996年在由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主办的主题书评讨论会上,张小劲、秦亚青就对阎学通在《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中所采取的客观主义方法提出质疑。张小劲提出的“主观主义”方法(或者称为“后实证主义”方法),秦亚青提出的“理想类型”模式,都是对客观主义方法的一种反思。方长平在《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中,用20世纪90年代后在西方崛起的建构主义方法对国家利益的确定进行了实证研究,超越了传统的理性主义方法对国家利益的确定没有进行研究的缺陷。而袁正清《国家利益分析的两种视角》一文,对国家利益分析的两种视角――经济学视角和社会学视角进行了系统探讨。

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在研究过程中,国内国际关系学界过于强调国家利益的安全、政治方面等所谓高政治领域,而对国家利益的低政治领域,特别是经济、文化、非传统安全等所谓的低政治领域问题的综合性、理论性研究不够。尽管有不少低政治领域与国家利益关系的研究成果出版,但这些成果的研究者大多是非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

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学者们更多地着眼于物质性利益,而对观念性利益的认识相对不足。要么认为观念等非物质性因素不构成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观念与利益可以做二元划分;要么认为观念性利益在中国国家利益构成中的比重很小,甚至可以化约。近年来秦亚青的研究成果以及方长平采用建构主义方法对国家利益形成问题的研究,都是这方面的积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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