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上册（即盛中唐卷），于2005年12月由辽海出版社印成，2006年上半年发行。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此书一出版，就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得到首肯。古典文学界名家陶文鹏、韩经太两位先生，
但学界对书中所述也有提出探讨意见的。如胡可先教授认为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并非同一职务，而是存有演变与更叠的关系;又指出，关于翰林学士所撰制诏文体的文学与文化价值，关于《蒙求》的境外文献（古抄本与刻本），日本学者已有可观成果，书中未及引用。又如南京师大郁贤皓教授，是李白研究权威学者，他在给我的信中详细考述玄宗朝翰林学士张?并非如我在张?传中所叙的天宝四载五月为兵部侍郎，后转为太常少卿或太常卿。这些，我都深受启发、教益。学术研究是不断探索的进程，有所得，也会有所失，这就要在自我摸索并广泛吸收意见中踏实进行。宋人叶梦得有云：“古之君子不难于攻人之失，而难于正己之是非。”这应当是作学问的君子之风。
董乃斌教授于信中望我“劳逸结合，多加保重”，但仍云“更企望你对晚唐翰林学士研究的结集”。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信中更引用古人所云“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称“洵为我侪立帜”，互勉继续作事。胡可先教授于《唐研究》的书评中更明确提出：“晚唐时期史料缺失甚多，有关翰林学士的记载更少，即使有些记载，也是多有舛误的，故晚唐时期翰林学士的考索与研究，还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大课题，希望能够早日见到‘晚唐卷’。”我对晚唐时期的翰林学士材料，好几年间都已有辑集、积聚，即于2006年集中时间撰写此“晚唐卷”。
晚唐期间翰林学士研究，确有不少难度，也当会有极大特色。盛中唐，自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建置翰林学士起，至敬宗宝历二年（826年），共89年，有学士73人；晚唐，自文宗大和元年（827年）起，至哀帝天?四年（907年），共81年，稍少于盛中唐，而学士却有150余人，多一倍。晚唐时期翰林学士，不仅人数多，且政治、文学活动更频繁，由学士直接提升为宰相的固然不少，而学士因朝政纷争而被贬甚至被杀者也常见。翰林学士之敢于直言，有政见，颇值得研究。如僖宗朝一位翰林学士卢，在职期间就明确提出“国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乞蠲租赈给疏》，《全唐文》卷七九二）这就是颇可注意的“以民为本”，当时有此见识，洵属难得。正因此，他就向皇帝上疏，由于广泛发生旱灾，向民间就须停止征税，还应加以救济赈给。又如另一位懿宗朝翰林学士刘允章，他于咸通八年（867年）十一月以礼部侍郎出院后，即于第二年（咸通九年）初知贡举，这也是唐翰林学士与科举考试关系密切之一例。他知举时，当时有交结宦官的“芳林十哲”应试，刘允章皆予排斥，“及掌贡举，尤恶朋党”（《唐语林》卷三），可能因此即被遣出为鄂州刺史。值得一提的是，他后期任河南尹时，向朝廷进《直谏书》，开篇自称“救国贱臣前翰林学士”。文中着重提出，当时国之弊政，有“九破”，如贿赂公行、权豪奢僭、赋役不等、长吏残暴等，又谓民间有“八苦”，如官吏苛刻、赋税繁多、冤不得理、病不得医等。如此家破人亡情势，文中特为提出：“今国家狼戾如此，天下知之，陛下独不知之。”这时距其任翰林学士已二十余年，但他仍称“前翰林学士”，可见他如此直抒己见，抨击弊政，即认为仍执行翰林学士之职责。晚唐翰林学士如此参预政治，直斥朝政，颇值得重视，但却为研究唐翰林学士之唐史学界所未曾注意的。
晚唐时期翰林学士另一特色，是与文士的广泛文字交往。晚唐时，由于社会动乱，科试风气颓坏，广大文士，特别是清寒知识分子，境遇极差，这是盛中唐时所未有的。也正因此，文士就着意与翰林学士的交往，期望学士以其特殊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为其举荐。如丁居晦于文宗大和时为翰林学士，当时以诗闻名的刘得仁，因“出入举场三十年，竟无所成”（《唐摭言》卷一○），就献《上翰林丁学士》诗（《全唐诗》卷五四五），特为标出：“时辈何偏羡，儒流此最荣。”将翰林学士称誉为儒林学界中“最荣”，是晚唐文士群体对翰林学士最具概括性的称誉。也正因此，翰林学士在院期间，文士多有诗文进献。如“咸通十哲”之一张?，于懿宗咸通时向翰林学士张裼献诗：《投翰林张侍郎》（《全唐诗》卷七○二），后又于僖宗乾符时向另一位翰林学士萧遘献诗：《投翰林萧侍郎》（同上），就是因为十年间未曾得第（“十五年里看帝春，一枝头白未酬身”）。晚唐时期以诗著称者，如薛逢、赵嘏、李频、李山甫、顾云、郑谷等，均有诗求荐。即如晚唐前期两位名家李商隐、杜牧，也是如此。如前所提及的刘得仁进诗称誉“儒流此最荣”的丁居晦，李商隐就连续两次为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上书（《为濮阳公贺丁学士启》、《为濮阳公与丁学士状》）;李商隐又有《为濮阳公与周学士状》，即又代王茂元向学士周墀上书，皆既致祝贺，又望其荐引。李商隐另又以自己身份向武宗时翰林学士孙 "两次上书（《上孙学士状》、《贺翰林孙舍人启》），时未授职，望其荐引。杜牧则于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向翰林学士郑处诲、毕等献诗，求举荐其出任外州刺史，以改善经济境遇。李商隐、杜牧不仅是当时文坛大家，且有独特性格，但仍对翰林学士深表企求之情，这也是当时士人的心理状态。
就上所述，我们现在研究唐翰林学士，就不能仅局限于考索入院、出院年月及在院期间之官阶迁转，而应较全面地探讨学士的生平行迹、参政方式、生活心态、社会交流等等。应该说，两《唐书》是这方面研究的基本史料，但晚唐时期，两《唐书》，尤其是《旧唐书》，在记事方面有不少错失。清代学者钱大昕认为，《旧唐书》于晚唐史事，所记虽“卷帙滋繁，而事迹之矛盾益甚”（《廿二史考异》卷五七）。我们要全面研究有唐一代翰林学士，如不订正两《唐书》记事之误，就会出现不少差错，并导致理论探讨不确或失误。
也正因此，这次我集中为晚唐翰林学士一一立传，就仔细考察两《唐书》所记，不仅着眼于在院任职期间，而是尽可能探索其一生事迹，特别是入院前仕历。但也正因此，发现两《唐书》讹误之繁复，是盛中唐撰传时所未曾有的。
如本书开首文宗朝前十位学士，新旧《唐书》皆有传，但两《唐书》于此十位学士，均有误记。又就本书所考，文宗朝共有36位学士，两《唐书》有传的为26人，而所记有误者则有23人，这确应引起注意。文宗朝如此，其他如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朝，误处有时更多。如懿宗朝杨收，两《唐书》纪、传所记，有七、八处讹误。又如赵骘，无专传，《新唐书》卷一八二《赵隐传》（赵隐为其兄），记其事仅一句：“终宣歙观察使。”仅此一句，即有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旧唐书・赵隐传》皆记其终于华州刺史、镇国军节度使。
除两《唐书》外，我在撰传时还注意纠正其他史书之误。如本书晚唐卷第一位学士，文宗朝王源中，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一七记其于宪宗元和二年（807年）登进士第，标其所据，云“见《旧书・文苑・卢景亮传》”。实则《旧唐书・文苑传》未有卢景亮传，《旧唐书》全书也未有为卢景亮立传者，徐《考》实为显误。而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也未意及，仅云“亦见《新唐书・卢景亮传》”，实则《新唐书・卢景亮传》仅云王源中“第进士”，未记有登进士年。类似者如文宗朝高元裕，徐《考》亦有误，孟二冬也未补正。另如《全唐文》，也有好几处误。如李让夷、于文宗大和二年入院，《全唐文》卷六九三载有李虞仲《授学士李让夷职方员外郎充职制》，李虞仲与李让夷同时；而《全唐文》卷三六六又载贾至所撰制文，文题同，贾至则为玄宗、肃宗时人，时代不合，《全唐文》误载。又如《全唐文》卷七六七载宣宗朝学士沈询文六篇，而卷七六三以沈?名载文十六篇，其小传所记实为沈询事，文亦实为沈询所作。《全唐文》乃误袭《文苑英华》，当前《文苑英华》研究也未注意及此。
以上纠误、补辑，仅举数例。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曾谓：“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作为浙东人，我确愿承袭浙东之学，着意于文史结合，如上册“前言”所说，希望为唐史研究补一“翰学”传，算是新世纪所补作的一种唐代史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