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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原放标点本《红楼梦》的版权页。 |
汪原放（1897-1980），安徽绩溪人，汪孟邹的侄儿，亚东图书馆的骨干编辑。1980年他去世的时候，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他写的传略和悼词中，称他为老一辈出版家、中国古典文学整理工作者和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者。一个出版人既能操觚编书，又会整理古籍，还可翻译作品，像这样的复合型人才，按今天的出版界说法，已是出色当行的“学者型编辑”了。前两年，业内有关编辑是否能够和是否需要学者化的讨论，曾经十分激烈，比照汪原放的编辑成绩和出版文化贡献，定然可为争论的肯定方提供大有说头的例证。
汪原放5岁丧父，仅读了7年书，13岁进芜湖科学图书社当学徒，17岁到上海，在叔父创办的亚东图书馆里，白天帮助打理店务，晚上则在青年会夜校苦学英语。当时正是亚东草创初期，尽管店里经济十分拮据，汪孟邹还是拿出了十元大洋，替他这个一心向学的侄儿交了夜校的学费。这十元来之不易的大洋，最终为亚东图书馆换回的收益是丰硕的――不仅仅为亚东培养了一个懂英文的编辑；也不仅仅是这个身份特殊的编辑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出来的7部译稿，全部交给了亚东图书馆出版；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有英文基础同时又善学善思的编辑，大胆借鉴了英文图书的版式特点，开创性地做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标点、分段与校勘工作，经过如此这般整理出来的《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典白话小说，因呼应了时代需求，成为亚东图书馆新文化运动时期一炮走红的畅销书，又因其一贯谨严的编辑出版质量，而成为亚东图书馆屡屡重印的常销书。亚东在出版界一时鹊起的声誉和后来长期的立足，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些旧小说打下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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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东图书馆书籍广告。 |
汪原放很早就倾心于胡适的有关《论白话》、《论标点符号》的论述。1917年底，他在胡适家住了一个多月，胡适指导他看了中国第一流的白话小说《水浒传》、《红楼梦》。汪原放在回忆录中说，他萌生标点、分段四大小说的想法，大约在1920年初。这恰好与1920年2月2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向各校颁布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教育令的时间吻合。汪原放的这一选题灵感应当说与上述因素多少有一定的关系。也正因为这一点，这个时候标点旧小说的举措，便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文化指向。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一开头，便指出了亚东这一行动的意义：
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式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
我们知道，标点符号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中国旧有的标点符号只有一个句号，一个读号。这种主要靠读者自己断句的情况，给读者特别是初学者造成了很多困难。中国古书之所以难读误解，与此极有关系。而采用新式标点、分段，则可以帮助读者分清结构，辨明语气，正确了解文意。另外，在版式上，有无标点，分不分段也大不一样。原先石印本小说，行款推墙杵壁，密密麻麻的字迹，让人看得头昏眼花，而加了新式标点、分段，则行款疏朗，拿在手里，赏心悦目。吴祖缃先生在一本书的序言中，比较了他中学时读亚东版小说与小学时读石印本小说截然不同的感受：
我一到中学，就买到了胡适主持整理的亚东版新出的《红楼梦》……我开始尝到读小说的乐趣，心里明白了小说这东西以及读小说的人所受的待遇在新旧时代对比下是如此迥然不同。我们不止为小说的内容所吸引，而且从它学做白话文，学它的词句语气，学它如何分段、空行、提格、如何打标点符号。这样，我们自然而然拜亚东版的白话小说为师，阅读中不知不觉用心钻研，仔细琢磨。新版的《红楼梦》、《儒林外史》、《水浒》等不止教会我们把白话文和口语挂上钩，而且进一步开导我们慢慢懂得在日常生活中体察人们说话的神态、语气和意味。如此，我们的表达能力就有了明显的进步。
可见汪原放标点的旧小说，对当时一代青年的影响。它改变了人们阅读旧小说的习惯，谱写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传播接受的新篇章。汪原放接受胡适的建议，在每本小说正文前加上的“句读符号说明”，向读者介绍本书所用标点符号的类型及其使用方法，并用本书中的原句作例证，使学生从这些课外读物的阅读中，直接得到了标点符号使用方法的训练，它对推行国语教育，促进教育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经过标点分段的小说由于更具有可读性，更能吸引读者，“多卖一部小说，便添得一个白话教员”的教育效果，则可看成一个出版人从编辑出版方面，为当时方兴未艾的“新文学革命”添加了砖瓦，增强了合力。因此，胡适、陈独秀才十分乐意地为亚东版小说热情作序和考证。而这些名家的序跋文字，特别是胡适的小说考证，在今天的学术史上被定位成五四时期国故整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看做古典小说研究开拓性的学科成果，它在给亚东版小说增加了学术因子和文化号召力的同时，也借助成千上万本亚东版小说的广泛发行，在读者中间广泛流传开来。学术与出版，研究成果与传播方式，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在这里相得益彰、和谐统一。
这正是无数出版人一生都在竭力追求的出版臻境。编者汪原放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力。不仅赢得了业内同行的称道，如资深出版人张静庐这样评价亚东版的旧小说：“错字的确不曾有，据我所知道，汪原放先生每一部书的校对，总在十二次以上，其工力与耐性是值得我钦佩的”；也博得了学术文化界的普遍赞赏，如鲁迅曾说过：“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刘半农、李小峰、我，皆非其选也。”在汪原放先后整理的十多种旧小说中，无不附有他撰写的一篇“校读后记”，程乙本《红楼梦》的“校读后记”，更长达两万多字，详细说明该书在校勘过程中，如何斟酌是非，择善而从；如何厘定前人得失，增删补改；如何选用版本，鉴别优劣，等等。能写出这样的“校读后记”，既需要谨严如同学者般的治学精神，同时也需要能力如同鲁迅谓之为“特长”的学术功底。如斯编辑，则是学者化的编辑，前辈出版家汪原放，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