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永明著海峡文艺出版社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朴素的诗句点出了一些人生命的价值。为社会进步作出自己的人生贡献，毕生奋斗造福于后人，这便使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期的县长、县委书记和当前的领导干部自然有所不同。那个时代的谷文昌总是骑着自行车下乡，即便因身体不好，下乡途中昏倒过几次，他也要推着自行车去看望困难的群众。他曾经说，“我们要和群众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受一样的苦，群众才会信任我们。”他下乡时常边劳动边联系群众思考工作，随身携带的锄头磨短了整整5厘米，锄头柄也先后换了3把。看到农村孩子为了捡拾干牛粪以充作燃料而辛苦的景象，更是使他萌生了要尽快制伏风沙，使东山岛人民摆脱贫困的决心。现在的县委书记当然不可能再重复谷永昌的表现，时代不同了，工作的任务、要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如何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却依然是一个严峻的、现实的问题。作家要深入生活，把握时代矛盾和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感情与要求，那么干部呢？他是否也需要深入群众，体验群众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及感情？一种历史的精神的遗产，应该以何种方式传承下去？
县委书记谷文昌的最深刻及让人难忘之处，是他真正地具有崇高理想并把它切切实实地体现到了自己的人生之中。这又是当今社会至为难得的。人们面对强大的社会潮流，经常只能抄袭一些公共话语，表达自己的追求，或是把个人欲望的满足当作理想，遂使理想黯然失色。而作为那个年代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谷文昌，不仅带领全县人民建电厂、修水库、造盐田、筑公路、抓教育、围海屯田等，更主要的是他有一个梦想，要在世代相传不可能长树的沙滩荒岛上植树造林，彻底改变东山岛的面貌。孙永明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对于这“第一个梦”有着颇为生动的描写：“清明节前，东山岛仍然刮着大风。风穿过衣裳灌入人的体内，让人觉得浑身难受。陈城乡白埕村的人听说谷文昌一家人都来种树，而且要在沙上种，都觉得好玩，纷纷赶来看热闹。”这些人议论纷纷，众说不一，觉得不可思议。有人认为这个县长爱做“白日梦”，给他出主意的人是害了他；有人和他打赌，若栽树能活就跟了他的姓。但谷文昌依然让妻子准备好工具，孩子挑来粪肥，带头试验植树。从1953年开始，历经四五年的挫折与失败，终于这位共产党人的“梦想”成了全县人民的“梦想”，如同当年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一样，这梦想也有了某种“神性”。从谷文昌1950年到任至1964年离开东山岛，东山全县已营造防风固沙、水土保持林9万多亩，覆盖土地面积近百分之四十。这当然不是那种短期的“政绩工程”，而是为人民的现实利益和子孙后代谋福祉的工作。虽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郡县治，天下治”等等以往习惯说法多少有些封建文化的色彩，但我认为，如谷永昌那样的共产党员能宣于口、践于行的理想，以及他们所建立的人民群众的关系，永远是我们珍贵的精神的财富。
孙永明在记述与描写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时，经常是边观察、边思考。他说：“一个政党仅仅用革命理论来号召人民是永远不够的，至关重要的是这个政党的每一个党员要用他们的行为来向人民证实政党所倡导的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证明这个政党的先进性，只有这样，这个政党才能在人民中树立起光辉的形象。”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他还引用谷文昌的话说，“建立政权并不难，把政权建在人民心里却难。”在那个时代，像谷文昌这样的共产党员并不少见，譬如作品中还写到了张治宏、张学金、刘龙、谢阿美、蔡福海等等人物，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群体特征。这样，谷文昌便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在这个集体的文化符号中，包含着的是那种政治理想、人生理想与道德理想相统一的境界。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形象，谷文昌还不仅是一个过去的文化符号，更有现实的新的意义。谷文昌工作的主动性，如解决东山县被抓壮丁的国民党“兵灾家属”的成份问题；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面对复杂的历史运动时，所取态度的差异性；他身为林业厅长家中却不用木制家具，那种“避嫌”的态度；他执拗的“梦想”与散布在民间的传说等，都表明他不仅有一定文化所赋予的涵义，也有自己定义人生创造的涵义。这两方面都能唤起我们现实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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