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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电影发展及其现代化转换

2007-05-15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饶曙光 我有话说

众所周知,加入WTO以后,中国电影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更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入WTO,对于别的行业是机遇大于挑战,但对于电影来说则是挑战大于机遇。因此,面对好莱坞大片可能对中国电影产生的毁灭性冲击,中国电影人几乎是集体选择了“以大片拯救中国电影工业”的思路。应当说,这种商业大片策略是有成效的

。正是以《英雄》为代表的一批商业大片,帮助中国电影业走出徘徊十多年的“低谷”,激活了国内电影市场,唤醒了中国观众对电影的热情,把大批观众拉回到了电影院,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电影工业的水平。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有些商业大片陷入了单纯的、片面的追求视听奇观的泥潭,沉迷于悬乎的动作、玄妙的特技和炫目的场景,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回到了电影发明初期的“杂耍时代”。同时,在资本推动下,商业大片严重挤压了包括现实主义电影在内的其他电影的生存空间,致使现实主义电影一度成为了“不可见的电影”。可以说,现实主义电影的“缺席”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不和谐、不健康的因素。可喜的是,在电影界主管领导和电影人的共同努力下,近年现实主义电影创作出现了复苏的态势,产生了《天狗》、《我们俩》、《租妻》、《泥鳅也是鱼》、《望山》、《留守孩子》、《图雅的婚事》等一大批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同样,一些以现实生活中的英模人物为原型而创作的《真水无香》、《生死托付》、《情暖万家》、《燃情岁月》、《大道如天》、《殷雪梅》、《村支书郑九万》等影片,也充满着深切的人文关怀,洋溢着现实主义精神。其中,《天狗》作为“当代中国电影在现实主义题材上具有标杆意义的作品”,作为现实主义电影一个“陌生化的出现”,可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现实主义力作《人生》、《野山》、《老井》媲美,其创作经验和成就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电影《天狗》是根据张平小说《凶犯》改编的,而张平的小说是根据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吕梁山林场的真人真事创作的。时间虽然过去了十几年,但《凶犯》里所反映的问题在当下的现实中还是具有普遍性的,并且经过影片《天狗》的审美化处理,依然对当下的中国观众产生的不仅仅是感动,而是震撼。影片的最大成功在于生动地塑造了身有残疾的退伍兵李天狗的英雄形象。天狗作为新的护林员刚进村时,受到村民们的最高礼遇。但是,难以调和的矛盾一开始就注定了,毕竟村里人世世代代靠山林为生,而护林员的天然职责则是要保护山林。而且,村里的暴发户孔家三兄弟正觊觎山林做着“发财梦”,因此,孔家三兄弟动用了一切手段去笼络天狗,向天狗开出诱人的“合作条件”。于是,天狗面临着生存还是死亡的选择。他如果妥协乃至同流合污,用孔家人的说法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成为万元户”。然而,天狗拒绝了孔家三兄弟的“好意”,于是一步步陷入绝境:断电停水、妻子受到凌辱、儿子差点失踪、小羊惨遭杀害,他自己也遭到了孔家三兄弟蓄谋已久的暗算,倒在了不明事理的村民们的刀枪棍棒下。天狗用超人的毅力拖着残身爬了五华里的山路,并用他那支老汉阳枪去阻止正在林场大肆盗伐树木的孔家三兄弟,捍卫了人的尊严,守护了国有资产。天狗是生长在我们现实土壤上的英雄,是我们的民族脊梁,我们的民族良心。仅从英雄人物形象塑造上讲,《天狗》为主旋律电影创作开创了新的境界,为主旋律电影创作开拓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因为社会上确确实实存在着很多不和谐的因素,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和冲突。面对巨大的矛盾和冲突,电影创作、尤其是主旋律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不应当视而不见,不应当缺位,而应该以电影艺术家敏锐的嗅觉和目光去发现并加以审美表现,从而引起警觉和惊醒,并最终“化解”矛盾实现和谐。不敢或不愿直面矛盾,就无法准确反映和表现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所处时代的复杂多样的生活和各色各样、丰富多彩的人物,当然也无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有庸人才幻想从历史发展中抹杀去矛盾冲突。电影创作回避矛盾和冲突、人为突出“和谐”是浅薄的。《天狗》的成功,就不仅仅在于生动地塑造了天狗的英雄形象,更在于对国民性的深入挖掘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影片中的泮源村无疑是部分农村地区的缩影,他们生活贫困,而围绕着村庄的青山以及青山上的树木便成了他们改善生活的希望。对于他们来说,靠山吃山绝对是天经地义的。随着天狗将村民们送来的礼物一一退还之后,村民们靠山吃山的希望破灭了,于是天狗成为了村民们的“人民公敌”。村民们几乎是集体性地选择“短期利益”而不是“道德”,与其说是受了孔家三兄弟的驱使,不如说是人性的自私,使他们丧失了一切的道德标准,其人性的堕落和精神的麻木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影片的思想深度和思想力量正在于此。如果说《老井》等影片传达的是中国农民“与天斗”、“与地斗”的顽强精神,那么《天狗》则触及到了国民劣根性和人性的自私。因此,《天狗》不仅仅是良心的拷问,道德的拷问,更是人性的拷问。总之,影片能震撼人的心灵的,不仅仅在于歌颂了天狗的忠于职守、永不妥协的英雄精神,更在于对国民劣根性和人性的自私的剖析和无情批判。

根据1998年一个真实案件改编的影片《望山》,讲述了发生在新疆北部山村的故事:农民毛玉胜杀死了偶然发现的一只濒死母羊,而与其宿怨重重的村长发现这是国家保护动物北山羊后报了案,但同时也牵扯出乡长等领导干部捕杀北山羊的案件……相对于《天狗》,影片《望山》中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正面或者反面人物,它深刻反映了中国农村从宗法社会走向法制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和困境,揭示了现实生活中法制实践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影片并没有给观众提供一个明确的、完整的答案,但引起观众的思考却是多方面的。可以说,《天狗》、《望山》等现实主义电影直面现实、辩证思考现实的精神和勇气,对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在电影产业化的大背景下,现实主义电影创作要实现其自身良性的、健康的和可持续的发展,必须实现其自身的现代化转换。其中,有两个方面是重中之重。从思想层面,现实主义电影要建构和表达一种具有现代意识和开放态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关注普通人、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并加以真切的描写,给予他们更真诚、更深厚的人文关怀。现实主义现代化转换就是深度的人道主义,现代的人道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一种人道主义,也是一种情感态度。拒绝对处于弱势状态的普通人、小人物的生存境遇和困境的真诚关怀,就从根本上违背了电影的大众性,更违背了电影的人民性。有人认为,现在的导演都有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有一种强烈的媚富心理。有不少电影打着现实主义的旗帜和招牌,把成功的官僚、红顶商人作为作品的主人公,以欣赏乃至歌颂的态度津津乐道地描述资本诞生的过程,无原则地献媚“暴富者”(恰恰与《天狗》相反),把他们作为正面的、积极的甚至是英雄形象来加以赞扬和歌颂。一些导演在某种利益的驱动下自觉不自觉地使得自己的立场和情怀发生了错误的转移,而这种转移对现实主义电影创作带来的将会是致命的危害和伤害。现实主义电影必然要向处于弱势群体的普通人、小人物的倾斜,这是现实主义人道主义本质和本性的必然要求,是现实主义电影的母题,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所建构的优良传统,也是现实主义深化及其现代化转化的重要课题。现实主义电影对处于弱势群体的普通人、小人物要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和人文情怀,这本来就是艺术家的本性和良心使然。当然,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不是廉价的同情,决不是“居高临下”式的那种所谓知识分子代民请命。同时,也不能简单地“直奔和谐”犹如过去“直奔主题”――回避社会中时时刻刻都存在着的矛盾与冲突,掩盖普通人、小人物日常生活所遭遇的现实困境,使电影中的生活成为虚假的万花筒。任何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回避普通人、小人物日常生活所遭遇的现实困境,都是违背生活本身的辩证法,最终只能使现实主义电影走向自己的反面。

现实主义电影要实现其现代化转换的另一个题中之义就是要探索现实主义电影与类型化结合的可能性。《天狗》在这方面也作了有益的尝试。影片借鉴了悬疑片的一些叙事手段和方法(如果严格按照好莱坞电影的叙事模式,影片恐怕应该从天狗打死孔家三兄弟的枪战开始)。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是一张血迹斑斑的脸部特写,直接抓住观众的眼球,建构了强烈的悬念。影片将公安老王的调查和天狗留下的日记两条线索相互穿插,在现实时空和过去时空来回跳跃,悬念丛生,使得观众始终猜不透故事的走向:天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究竟是凶犯还是英雄?孔家三兄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死是无辜还是罪有应得?村民们对天狗的态度为什么前后会发生判若两人的变化?所有这些,都因为影片借鉴了悬疑片的叙事模式和技巧而变得扑朔迷离。同时,影片镜头的运用也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大量的摇晃和跟拍镜头加剧场面的紧张感,而特写镜头的大量使用则强化了对人物及其人性的穿透力度,也强化了对观众的的震撼力量。凡此种种,环环相扣的悬念,我们只能在影片的结尾才得到解答,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影片的“光明的尾巴”常常被人诟病,批评者大多认为大大削弱了现实主义的思想深度和批判力量。殊不知,这种英雄不死恰恰是类型电影所要求的,因为让英雄无谓地死掉,不符合观众的欣赏期待,尽管天狗不是好莱坞式的孤胆英雄,而是植根于中国现实土壤上的英雄。影片《望山》也是如此,影片最后朝霞中毛蛋跟随葛保秀放生小山羊、前去探监,并不是什么“光明的尾巴”,并没有破坏影片整体的风格,并没有将影片引向所谓“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电影要想得到良性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并实现其自身的现代化转换,必须正视我们所面对的消费时代,研究如何适应消费时代的娱乐需求并建构与类型化结合的策略。而类型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满足观众的观赏快感和娱乐需求。过去,我们一直主张和强调“寓教于乐”,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把“教”(教育)摆在支配的地位而把“乐”(娱乐)放在从属的地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时代,其主流文化价值、正面文化价值必须借助于大众文化消费才能得以有效传播。更重要的是,主流文化价值、正面文化价值的传播不是一个教育过程,而是文化消费过程;因此,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有效传播的前提。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反对娱乐至上,娱乐至死,但我们不能反对娱乐本身,而是应该建构一种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富有智慧和幽默感的娱乐精神,来满足消费时代、观众的消费需求。现实主义电影创作如果不适应消费时代、观众的消费需求,就难以赢得观众、赢得市场,也就难以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现实主义电影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其他类型电影所不可替代的。现实主义电影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其他类型电影不可替代的。中国电影人的文化想象不能离开本土现实,不能离开当下普通中国人的现实境遇和直接的体验。同时,现实主义电影创作在真诚面对生活、真诚面对艺术、真诚面对自我的同时,也要有勇气真诚面对消费时代及其消费时代的娱乐需求。现实主义及其人道主义精神与类型化的结合和融合,是现实主义电影创作现代化转换的必由之路。毕竟,赢得最大层面的观众,是现实主义电影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产业化背景、多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应该呈现出多元风景,但像《天狗》那样的现实主义电影应该永远是一道独到的风景线。没有这样一道独到的风景线,中国电影不会赢得国人的尊敬,也不会赢得世界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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