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代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够从沉湎且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当代虚无主义困境中超拔出来。在这一历史课题上，现当代哲学及文化精神在一种浓厚的非理性主义氛围中见证和体现了当代虚无主义的全面来临，与之相应，马克思对虚无主义的历史性的洞察、批判与克服，仍然值得重视。
一
尼采曾在《强力意志》中宣称，欧洲自19世纪中叶进入了虚无主义时代。更为完整地说来，虚无主义并不是现代以来才侵入欧洲精神文化，而是欧洲精神文化的根深蒂固的本质。虚无主义也存在其传统形式。因此，对当代虚无主义的批判，必须展开对传统虚无主义的分析批判，以使人们更为本质地把握当代精神文化的虚无主义处境。
传统虚无主义的实质是神与理念的存在对人的存在的否定，这种否定是通过传统的宗教神学与观念论或唯心主义表现出来的，因而，对传统虚无主义的批判必然关涉神学批判与唯心主义批判。神对人的否定与理念对人的否定本质上是相通的，神与理念的相通性具体体现为超验性并表达为形而上学，神、理性、理念、超验性以及形而上学，形成对人的存在的疏离与否定。启蒙的使命显然是要把理性从神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并归还给人，通过人及其理性力量，抵抗甚至废黜神性及超验性，从而动摇传统虚无主义的神学根基，实现从传统的借助于理性实现的神性对人的否定，转向借助于理性的力量实现人对神的否定，全面开启近代人文主义。
现代人本主义乃是启蒙哲学以及近代人文主义的进一步完成，其主题不只是对神的进一步否定，也是由对理性的依赖转向对理性的质疑乃至于反叛。不仅启蒙哲学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形成了一种“敌视人”的哲学，而且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在黑格尔那里，理性也通过建构起自圆其说的精神王国从而形成了“无人身的理性”（恩格斯语）。黑格尔对理性主义哲学的完成同时也意味着将虚无主义传统推向了极端，神失去了最后的避难所，但理性的极端化及其对人的存在的漠视，又要求启动理性的自身启蒙，进一步实现从神的时代向无神论时代或哲学人类学时代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当代虚无主义，其实质是人对自身价值的否定。
理性自身的启蒙，在其历史的转换过程中一开始就是通过对理性的反叛展开的，这是黑格尔在现代哲学开端处的命运，由此形成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甚至主导当代精神文化的非理性主义浪潮，并随着现代性物化处境的积累，不断加剧当代虚无主义。黑格尔之后，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及其当代思想更为鲜明地用人来否定神，用实践、意志与非理性对抗绝对理性，用人的感性来否弃超验性，但这些努力在以西方为主体的现代思想方向上并没有导向人的自我确证，而是在一种浓厚的存在主义的焦虑中走向个体的虚无化，并进而走向后现代主义对人的彻底解构。与此同时，科学主义思潮以及语言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就是要把超验形上学从意义世界中驱逐出去，通过语言、符号等体现并巩固经验世界的可实证性或可表达性，晚近的科学主义思潮同样陷入非理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就连现象学这种以追求“严格科学的哲学”为己任的哲学运动，实际上也是在一种将历史当代化的解释学方向上拓展开来的。实际上，在尼采之后，整个现代性的精神文化并没有走向尼采所描述的“积极的虚无主义”，而是陷入“否定性的、消极的虚无主义”，陷入消极颓废的精神处境。
二
当下时代，虚无主义呈加剧之势，它已不只是对上帝以及神圣意识的否定，也是对人的各种规定性及其存在方式如人类性、历史、文化传统、民族性、公共性的否定，从而导致各种形式的虚无主义。其中，如下四种虚无主义特别盛行，并呈现出明显的全球性特征及症候。
人类虚无主义。主要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是对人类的前途命运持消极悲观态度，否定人类整体生存意义，用自然性对抗人性，悲观地看待技术与现代物化生活，精神迷惘、信仰迷失，无节制的享乐主义与自暴自弃的悲观主义混杂，精神灵魂沉湎于物化生活而难以自拔。另一种表现是用特定的民族性、国家意识、群体性以及个体性对抗和否定人类的整体性与多样性，因此，诸如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帝国主义以及集体虚无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隐含着人类虚无主义。
历史与文化传统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不承认历史及文化传统的继承性与连续性，把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看成是彻底的断裂，否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轻率地对待各种历史与文化遗产，漠视人文精神传统的内在传承及其教化意义，以追逐商业利益为本，迎合种种后现代时尚及大众文化趣味，甚至于打着解释学与开放当代性等等学术与思想旗号，任意涂抹史料，戏说历史人物、歪批经典。
民族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无视民族的特点与民族间的差别，简单地把民族独立看成是“地方主义”，用超民族的所谓世界主义及“国际主义”来抹煞和消解民族性，把民族、民族主权、民族认同看成是陈旧过时的概念。然而，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人常常只是把自身民族直接放大成人类，并由此否定和排斥其他民族的存在，因此，民族虚无主义，其实质往往是大国沙文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殖民主义。
集体虚无主义。集体虚无主义对于共同体、公民社会以及公共生活缺乏基本理解与认同，缺乏公益意识、公民观念与奉献精神，否定利他主义价值观，否定组织的团结功能，把组织化直接看成是取消个体独立性的专制统治，对于集体完全采取功利主义态度，予取予夺，主张无政府主义。集体虚无主义的实质是个人主义及利己主义。
事实上，当代各种负面甚至于反面的价值观念，诸如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神秘主义、享乐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恐怖主义，也都与虚无主义有着种种复杂关联。而且，从精神实质上讲，虚无主义本身就是上述这些负面甚至反面的价值观念的症结所在。
当代虚无主义本身带有很强的西方性，但对虚无主义的批判与遏制，却是全球性的。因为产生于西方社会的当代虚无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以及物化处境的扩展过程中，不仅把后发展国家及民族裹挟进当代虚无主义漩涡之中，并且同时也还增生出种种殖民或后殖民现象。当代中国社会同样面临着上述诸多方面的虚无主义倾向，虽然在当代中国精神文化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但仍然表现出极大的吞噬与同化效应，值得引起足够重视。
三
克服虚无主义是整个现当代哲学与文化精神面临的难题。在尼采之后，现代西方哲学的诸多流派乃至于后现代主义，在表现虚无主义的同时，也都做过一定程度的批判与抵制。但是，总的说来，目前西方学界对虚无主义的研究与批判，仍然受制于相对主义价值观、后神学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也越来越显示出保守的甚至于反现代化的倾向，因而也就难以全面深刻地展开对现时代虚无主义的分析批判。
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尤其表现在分析批判和克服当代虚无主义上。
首先，马克思思想的重大使命就在于终结传统虚无主义，并创造新的人类价值体系。马克思是在两个基本方向上展开哲学观革命并开启其新唯物主义及其唯物史观理论的：一是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观念论唯心主义哲学传统，进而反叛与观念论同构的有神论及宗教神学，通过这一工作也瓦解了传统虚无主义的哲学与神学基础，从而真正地终结传统虚无主义。二是超越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哲学，这一工作使得马克思对人的确证不再像旧唯物主义那样，为了摆脱上帝的控制，就把人矮化、还原乃至于与一般生物齐一化，而是确立起人自身的超越性进而实现人的自我确证。马克思不仅是法国唯物主义、启蒙运动以及近代人文主义的继承者，也是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开创者。关于人的自我确证的哲学理论，在马克思那里就是新唯物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在此前提下，马克思创立了新的价值信仰观，即共产主义，与传统宗教性的个体信仰全然不同，共产主义是属于未来社会的公共信仰。因此，马克思对传统虚无主义的终结不是要导向另一种虚无主义，即导向人对人自身的否定，而恰恰是在走向对人的存在的历史性肯定与确证。
其次，人类社会走向世界历史时代的过程，就是共产主义价值信仰的生成。共产主义作为“历史之谜的解答”，其实现并不是在纯粹理论领域，而是通过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即“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展开的，正如与共产主义本质同一的人类解放必然要诉诸于政治解放，并且本质上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超越完成的。因此，对当代虚无主义的批判隶属于意识形态批判，并必然表现为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批判，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依此思想，在当代虚无主义中不断加重的人对自身价值的否定，本质上都是人在自我确证中的异化现象，而其实质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商品拜物教，这是马克思批判并区别于当代虚无主义的实质所在。在海德格尔对于个体存在仍然停留在一种存在论的自恋式的焦虑中时，马克思却先行看到人作为感性个体、社会化的人以及自然的历史性的本质统一。而且，个体、群体、社会、历史、文化传统、自然，连同其在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相统一的意义上所确定的民族、国家，都获得了一种哲学人类学的理解。如果马克思的上述价值构建建设性地指向了人类社会的未来方向，那么，当代精神文化的虚无主义则恰恰走到了反面。
马克思思想虽然也开启了历史的现代性，但与当代西方哲学放任于虚无主义及其非理性主义涡流有别，马克思思想存在着更为深远的历史使命与关怀，马克思筹划和建构的是一条谋求人类解放的合理道路。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对当代虚无主义的批判也要求展开共产主义实践活动的自我批判与反思。历史地看，罔顾现实、违背常识并且反理性地推行共产主义工程从而造成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不仅不是共产主义的合理道路，反而是马克思所批判的空想共产主义的极端形式；乌托邦主义同样也会导向虚无主义，因为它其实是以一种价值排斥和否定了所有的价值，并且常常带有反人道主义的性质。但这是否动摇了共产主义价值信仰的历史意义？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马克思在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意义上提出并阐发的共产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越来越呈现其思想空间，当下西方思想界对马克思的推崇是有足够理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