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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2007-05-27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江小角 方宁胜 我有话说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因时代的变迁与区域的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桐城文化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前,我们正致力于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包括桐城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中有关社会

和谐的思想,都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汲取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桐城文化是明清时期安徽桐城县域内所出现的具有独特性、典型性及很高学术价值的文化现象的总和,是中华文化中内容丰富、品位很高的一座地方文化宝藏。它孕育于唐宋,发展于明,鼎盛于清,延续至当代,成为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的标本。它的主要创造者为宋元以后迁入桐城的各地移民及其后裔;其基本特点是以儒家学说为精神支柱,以人伦关系为核心关注,尊奉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倡导忠孝节义;其最大亮点是承继唐宋八家文统,尊崇程朱理学,在清代文坛长期占据正宗地位的桐城文派。随着桐城文派声势的不断壮大,各类人才的大量输出,桐城文化的影响力逐渐扩展至全国。所以,桐城文化虽出自桐城,又非桐城一地所能局限,具有时代属性。它具有研究传统文化的范本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强调见利思义、推己及人,强调与人为善、诚信待人。桐城文化虽然糅合了一些地方性因素,但同样包含了上述关于社会和谐的重要思想。

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人地和谐,师法自然。始建于明万历初年、抗战初期拆除的桐城旧城,负山瞰河,形似金龟,取圆通万物之意;城内街巷里弄因形就势而设,不假人工,顺其自然;士大夫家宅多营造山水景观,追求遁世离俗、恬淡静逸的境界;园林池沼多建于城郊山麓,随山采形,就水取势,追求自然情趣。清乾隆间桐城诗人姚兴泉有诗赞叹:“桐城好,别业卧风烟。石头路窄苔痕补,花眼墙低燕剪穿,春水屋如船。”桐城文人性好山水,笔下常流露出对自然本性的赞美。桐城派开创者方苞主张保持名山“太古之容色”,反对凿山造佛,刻石镌名,认为其丑陋“如疮?”。(方苞《游雁荡山记》)在方苞等桐城派作家眼中,天下山水形势皆发天地之秘,必人的性情与之冥合,才能真正领悟天地之道,故“文之至者,通于造化之自然”。(姚鼐《答鲁宾之书》)正是在对自然的效法与参悟中,桐城派确立了“率其自然而行其无所事”、“道与艺合,天与人一”、“文章之美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等创作原则,形成了清通雅洁的流派特色。

第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孝悌友爱,睦邻礼让。在儒家伦理思想主导下,桐城先贤对父母敬爱有加,笃守孝道;兄弟之间,相互扶持,至老不衰;对宗亲,体恤周济,不遗余力;对朋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邻里相处,以礼为先,以和为贵,以让为贤,“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清代大学士、桐城人张英至今为人传颂,他居则让邻,让出一个名扬天下的“六尺巷”。如今,他在家书后亲批的那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早已流传海内外,成为解决邻里纠纷的最好范例。2006年11月21日,国务委员唐家璇在桐城参观六尺巷时指出:“六尺巷在历史上是宰相以宽厚的胸怀妥善解决邻里纠纷留下的,在今天,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生动教材。”

第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崇尚道德理性,强调社会责任感。表现之一为理狱宽平。清初,天下初定,时任刑部尚书的桐城人姚文然奉命修订《大清律》。他推明律意,虚心参酌,去其甚者,渐济宽平,所去刑罚中,就有明季炮烙、腰斩、宫刑、廷杖等七类酷刑。临终时仍强撑病体,口授奏疏,恳求更改定律二例。在他的影响下,其后桐城士人为官断案,多重事实,讲证据,不肆意诛求,不妄断曲直,力求公平允当。表现之二为恤民济困。桐城先贤秉承“仁者爱人”宗旨,时刻以百姓疾苦为念,体恤民情,扶危济困。乾隆年间,桐城发生严重灾荒,民皆饥乏,草根树皮掘剥殆尽。身为一介穷儒的桐城派宗师刘大c焦急万分,建议在乡里建立义仓,主张藏粮于官,不如藏粮于民;要求乡里名流及富户捐资救助贫穷交加、求告无门的人。此议为当政者采纳,饥民大受其惠。表现之三为清廉自守。明清以降,桐城士人入朝为官者尤多,而贪酷虐民者绝少。其原因之一在于受地域文化影响,士人多讲性理,矜气节,以居官清廉、公正自守为分内之事。明末东林党领袖左光斗中进士后官授内阁中书,撰联“俸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悬于署斋,以此自勉。清代名臣、大学士张廷玉奉命分校春闱,有同事欲徇私,以言语试探,张廷玉遂作《闱中对月绝句》四首,其中有“帘前月色明如昼,莫作人间暮夜看”之句,其人阅后抱愧而退。

吏治腐败是封建社会难以根治的顽症,也是导致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桐城文化强调建构个人的和谐人格,认为加强自我道德修养,不断提高自己控制和调适内心平衡的能力和水平,是达到内心和谐的有效途径。为此,桐城先贤将“诚意、正心、修身”之类个人内省工夫,作为建构个人和谐人格的必修课目,也因此造就了一批怀有社会责任感的清官廉吏。

总之,以儒家思想为精神内核的桐城文化,充分体现了儒家“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和谐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实事求是地审视优秀传统文化,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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