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28日是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的百年诞辰。
5月28日,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联合九三学社、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物理学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以及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等11家单位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王淦昌院士诞辰百年学术思想座谈会”。中共
王淦昌(1907―1998),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研究的主要奠基人,热核聚变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
连日来,在北京、在山东、在王淦昌的出生地江苏、以及他曾经工作过的许多地方,人们纷纷举办各种活动纪念他。在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中,人们重复最多的几个字是:“以身许国”。
1960年底,王淦昌从前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奉调回国。1961年3月,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刘杰和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找他谈话,传达中央领导决定。那时,他迸出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于是,他更名王京,献身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隐姓埋名整整17年。立志“以身许国”者自有与这份承诺相连的特有情怀。
康力新曾担任王淦昌的秘书,他记得王淦昌有一次在大会上激动地说:“中国人学外语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大家都感到很震惊,议论纷纷。王老又说:“我们为什么要学外语,是因为国外的科学技术发达。如果我们中国的科学技术发达了,全世界人都要学习我们,都要学汉语,那我们中国人就可以扬眉吐气了。”人们才明白,王淦昌并不是反对学外语,他自己对英语、俄语、德语都非常精通,而且到80岁还在学日语。他想强调的其实是科技工作者振兴祖国的责任意识。
对于科学研究,王淦昌容不得一点马虎和拖沓。他总是叮嘱大家:“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华欣生曾和王淦昌在一起工作。1969年,他们在王淦昌带领下进行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那是一次在戈壁滩花岗岩层里的平洞试验,由于任务紧、工程大,科技人员和战士们并肩在坑道里工作。然而,这里的通风条件跟不上,还不时地冒出氡气,浓度超剂量不断增加。王淦昌发现问题后及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并组织昼夜防护监测。没想到,王淦昌的做法却遭到一些人的批判,罪名是“扰乱军心”,“活命哲学”。王淦昌立即反驳说,什么“活命哲学”,这是科学,科学最讲实事求是。
王老的小女儿王遵明回忆,王淦昌评价人有两个重要尺度,一是看爱不爱国,二是看业务好不好。当某个科研小组里一个同志提出了科研上很好的想法时,他马上就宣布“组长由你来当”。中科院院士王乃彦是王淦昌的学生。1987年,王乃彦不小心撞伤了眼睛,导致视网膜脱落。王乃彦回忆说:“那时王淦昌先生是全国人大常委,但他多次到同仁医院看我,我眼睛做手术的时候他就守在手术室外面,并对医生说:‘一定要保住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比我的还重要。’”
追忆“以身许国”的王淦昌,许多人都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爱国主义是对我最大的鞭策。每逢要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我最先想到的是,我为国家工作,必须投入全部力量,并且常常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典故来督促自己。”这不由又使人想起王淦昌在德国留学期间,曾经有人劝他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没有你需要的科学研究条件,何必回去呢?”王淦昌回答:“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现在,我的祖国正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
王淦昌做过许多极富创造性的工作,曾两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有人说,如果他继续在原来的科研领域工作,很有可能叩开诺贝尔奖的大门。但王淦昌对此有过这样的表述:“人之一生,还有什么比把自己的微薄之力贡献给祖国更有价值,还有什么比看到祖国的日益强大更值得自豪呢?”
中核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说:“王老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时刻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抗战爆发时,他挨家挨户宣传抗日,并毫不犹豫地捐献出自己家里的积蓄和首饰。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家面临经济困难,他又将自己在前苏联工作期间省吃俭用积存下来的卢布全部捐给国家。1982年,他将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奖金,全部捐赠给原子能研究所职工子弟中学作为奖学金。1996年4月,他又捐资在原子能院设立基础教育奖励基金。1979年时,72岁的王老终于实现多年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