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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之“编”与历史之“辨”

2007-06-05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记者 邢宇皓 我有话说

“一千三百年的历史有多远?不是岁月苍茫,是什么阻隔我们与历史接近?拨开文字记录的重重迷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孟宪实是独特的一位:他因与作家阿城共编电视剧《贞观之治》

而走上“讲坛”,而在“讲坛”上,他努力辨析历史记载背后的真相,同时写成《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一书。

历史剧是公众获取历史知识的最重要渠道,也是最不可靠的渠道

《贞观之治》是近年历史剧中的一个“另类”,它最大限度地剥离了“戏说”的成分,为此,也付出了“叫好不叫座”的“代价”。

“编贞观剧难度很大,因为这一时期缺乏编剧所必需的尖锐矛盾冲突。当时,我们也曾设想过夸大突厥对唐朝的威胁、将贞观后期的太子之争提前,虚构一个窦建德的女儿来增加感情戏等手法。但最后,在尊重历史还是尊重电视剧编剧规律的原则问题上,我们选择了前者。

事实上,历史剧是当下公众获取历史知识的最重要渠道,也是最不可靠的渠道。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觉得有必要利用影视剧的巨大影响,为公众‘复原’真实的历史。

尽管编剧《贞观之治》已经很接近历史原貌了,但在细节方面还是免不了虚构,因为,戏剧是不能没有细节的,而历史记载往往是忽略细节的。此外,导演、演员在演绎作品时也还有艺术加工。毕竟还是‘编的’,这些都让我心里不是很踏实。”

这时,“百家讲坛”为孟宪实提供了一个“还是自己亲口讲出来踏实”的机会。

很抱歉,因为已经无力恢复历史的真相了

“贞观之治绚丽的朝霞,是穿过玄武门之变的淋淋鲜血才普照大地的。”在《孟宪实讲唐史》中,作者这样写道。在摆脱了“编”剧之后,在“讲坛”上,孟宪实更“自由”地展现出历史研究者对史实的“辨析”能力。

“电视剧里,为了‘照顾’唐太宗的正面形象,即便在‘玄武门之变’中,也尽量要给他说几句好话。这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结。其实,我倾向于当时的秦王李世民是野心家,采用了主动攻击的策略。这在讲座中表现得就很充分了。

比如,史书记载中的李元吉,太像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了,越是这样,其真实性就越可疑。但历史的记载云遮雾罩,有些我们可以根据零星的史料有所发现――比如,我认为,杨文?事件的幕后主使是秦王府,这是一个有学术意义的判断;而尉迟敬德囚禁李渊,也是一个‘发现’――但有些,正如我在书中写道的:‘对于李元吉,我们很抱歉,因为已经无力恢复历史的真相了。’正史一字千金,记什么不记什么是有学问的,那些在正史中没有详细记载的东西,往往是最令人玩味的。

经过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希望通过励精图治,改变唐朝的气象,也改变玄武门之变带给他的负面评价。‘贞观之治’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纵观‘贞观之治’,我们看到,正气是可以酿造出来的。同时,贞观的时代精神,源于社会为每一个人提供了追求超越物质利益的、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的机会。”

学术与大众隔膜的状态,在今天并没有根本性改变

在孟宪实看来,一方面大众传媒中缺乏严肃讲历史的平台;另一方面,历史学本身,也存在脱离大众的倾向,不能满足公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

“当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日本学界很快利用展览、演讲、媒体宣传等手段,在日本公众中掀起了敦煌热。他们知道媒体的力量,也知道公众的热情参与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但在我们国家,敦煌学的研究成果仅局限在少数学者、学术的小圈子内。当然,这和当时的中国尚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有关,但也反映出学术与大众隔膜的状态。即便在今天,这样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中国的史学界并不缺乏思想,但如何用通俗的语言将史学的最新成果表达给普通大众,是史学界面临的问题。思想因此被掩盖在晦涩的学术语言中了。因此,我想,把历史的智慧送到大家手中,让大家也能享受历史,这是我们历史研究者回馈社会的最好方式。”

《孟宪实讲唐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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