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洲在办公室的书柜前。李蕾摄
孙家洲教授今年52岁,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妻子现已退休
孙家洲出生在山东一个偏僻的山村,家中世代贫农。父亲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三个年纪尚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母亲一人支撑,过得非常艰苦。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公社担任水利技术员,每月仅有12元的工资,除了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开销和补贴家用之外,还要拿出5元给正在上师范学校的妹妹当生活费。
1978年恢复高考,孙家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为了凑够学费,他不得不向亲友借钱。母亲每年养一头猪,所卖的钱也不过100元上下,全部供给他上学。当时他还得到每月20多元的“助学金”,生活依然十分拮据,吃饭经常是馒头加上五分钱的小菜。讲到这里,他动情地说:“虽然时隔这么多年,回忆起来当时的艰苦情形依然历历在目。”2006年,孙老师曾经捐赠了4400元给一位刚刚考取大学的农村贫困学生,帮助她圆了上大学之梦,也与追忆自己当年艰苦的求学生涯有关。
生活虽然困难,但是孙家洲以乐观的心态看待:“没有过不去的苦日子。”他完成了本科和硕士的学习,留校任教,自此生活开始有了起色。
应记者的要求,孙老师出示了几张他累年收藏的“月工资条”,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他收入的变化情况:1992年,195元;1999年,1000元左右;2004年,2188元;2006年,2676元。仅仅从这组统计数字而言,14年间的收入已是增长了约14倍。孙老师解释说,上述“月工资条”的收入,并非是全部收入;近年间的“增幅”还不足以完全反映收入增加的全部内涵,因为由中国人民大学自筹费用增设的岗位津贴另行发放,未曾计算在内,如果加以全面统计,14年间的收入增幅,还要大得多。
孙老师特意强调，能够反映生活变化情况的，不仅仅是工资的涨幅，还有一个指标是住房条件的改善。1985年刚留校工作时，他与另一位老师两个人挤在一间宿舍里；稍后住进了一间12平方米的“筒子楼”，一住十年；1996年住进了面积仅有45平方米的一居室住房；2001年购置了一套100平方米的商品房。孙老师告诉记者，现在中国人民大学许多教师的住房条件，普遍得到了改善。教授购房面积超过180平方米以上的大有人在。
孙老师的家里有十几个大书柜，摆着各种各样的专业书籍，令人叹为观止。他说：“作为学者，书籍是治学研究最基本的工具。以前生活困难，买一本学习必需的书籍都要斟酌再三，那种‘囊中羞涩’的感觉，迫使我多次放弃购书的欲望。舍不得买的就从图书馆或者老师那里借过来看，这给学习研究造成很大的不便。现在则不同，只要做学问需要，我就会把书买回来，一年下来光是花在买书上的钱就要几千元，治学所需的常用书籍我已经基本备齐。”
除了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之外，身为大学教授的孙家洲也感受到了学术研究领域的巨大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逐渐增加。孙家洲先后赴日本、美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与访问。他也曾经在国内的许多地方进行学术考察或者访问交流，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孙老师说：“近年来，学术交流活动可以用‘频繁’来形容，出国访问已经成为知名学者的家常便饭，去国内各地更是习以为常。”古人之所以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并列为治学的必由途径，自有其道理在。
另外，经济收入的提高，排除了许多后顾之忧。孙老师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与科研之中，对工作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2003年他荣获中国人民大学“十大优秀教学标兵”的光荣称号；近年间出版了多部著作；2005年国学院成立，他被任命为常务副院长，担负起主持日常工作的重任。在做好行政工作的同时，他依然活跃在教学第一线。
总结这些年的生活变化，孙家洲认为可以用“越来越幸福”来形容。这种幸福不仅是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是精神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孙家洲教授的幸福生活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几十年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看出一个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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