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也会犯错误。
这一命题对于我们先前接受的关于人类的知识来说似乎是大相径庭的。以前，我们总以为“人是天地精华”、“人是万物之灵”、“人是上帝的骄子”、“人类是地球物种进化的最高阶段”、“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我们只能接受人类中的某些个人、某些集团会做错事情，却从来没有
现在，转换一个视角，如果从地球生态学的整体观念审视，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已渐渐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人类作为一个庞大的生物物种已经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对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其他物种犯下了错误，甚至是很大的错误。
令人不无诧异的是，冷静下来仔细盘算一下，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拥有最高智商的物种，犯下的却又差不多全是些“低级”的错误。比如，自毁家园、自己污染了自己的生存环境，这是大自然中包括细菌在内的任何一个物种都不会出现的错误；又如，忘记了得失相关的原理，顾前不顾后，把地球资源当作一盘可以天天白吃的午餐，正在坐吃山空。更令人不解的是，人类在这些简单而又严重的错误面前仍在一意孤行。世界自然基金会2006年10月25日公布的《200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指出：人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耗地球。1960年代人类每年消耗地球再生能力的60%；如今已经上升到120%，这说明人类整体在地球上的经营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生态赤字；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200%，也就是说地球人类每年消耗的地球资源需要有两个地球供应才行。这不过是一个“1-2=-1”的算术题，然而，人们从哪里找回另一个地球呢？当然，如此下去，地球生态系统并不会彻底毁灭，毁灭的只能是因环境破败而难以存活下来的人类自己，没有了人类的地球反倒会迎来生态的第二度春天。
人类作为自然界在数百万年前进化出来的一个物种，本来也许可以继续生息繁衍数百万年的。现在，由于人类社会的这种“飞速发展”，人类的寿命也许只能存活几万年、甚至几千年。但是作为当下活得自得其乐的人们来说，有谁肯去关注数千年（更不要说数万年）以后他人的生死存亡呢？人类的这一绝顶精明的小算盘，却恰恰又暴露了人的自私与短视。
事情可能已经变得不可收拾。因为事实说明，人类犯下的错误又是一个一再重复的错误，甚至是明知故犯的错误。《灭绝――进化与人类的终结》一书的作者迈克尔・博尔特深深地叹息道：“事情的变化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控制……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使自己停下来。”
自称“万物之灵”的人类为什么会弄到这步境地呢？
“盖娅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林恩・马古利斯曾尖刻地指出：那恰恰是人类过于狂妄自大的结果，我们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强大”、“伟大”，只不过是人类的一种错觉，不幸的是，这种错觉掩盖了我们在地球上的真实位置，掩盖了我们与地球上其他物种的真实关系。“盖娅理论”的另一位创始人詹姆斯・洛夫洛克则厚道地劝诫自己的同类：我们应当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地球为中心，以“盖娅”（地球生态系统）为中心，学会与自然和谐共处，谦卑地接受地球的馈赠，谨慎地给地球以呵护。
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划时代意义的话题，生态学开始走出其固有的狭窄学科领域，开始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存理念和行为准则。在西方，甚至有人讲，生态学已经成为一门“颠覆性的学科”，它将要“颠覆”的是300年来支配人类社会突飞猛进、为所欲为的价值观、世界观。“颠覆”同时意味着一种知识体系和文明范式的转换，即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的转换和衍变。在知识界，随着生态意识的觉醒，生态观念开始作为一种弥漫性的学术背景渗透到人文学科的各个方面，呈现为一场精神文化领域的巨大变革。
而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发布上述令人焦虑的消息的同时也呼吁：挽回地球的生态危机，务在改变人类的生存观念、创建人类的新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改变人类的生存观念”、“创建人类的新的生活方式”，也是审美与文学艺术活动必须肩负起来的时代使命――这也正是我在我的《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中着重阐述的论题。
如果仅从文学理论批评的角度看，生态批评是继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之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渐渐形成的又一个批评派别。但如果透过“人类文明知识系统”大转移这一宏观背景看，生态批评将负载着更多的时代精神与社会责任。正如美国当代生态批评家L・布依尔（LawrenceBuell）教授指出的：生态批评是在一种环境运动实践精神下开展的，生态批评家不仅把自己看作从事学术活动的人,还深切关注当今的环境危机，参与实际的生态运动。他坚信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可以为挽救生态危机做出贡献。
最初的生态批评只是把目光投注在文学作品的题材上，局限于“环境文学”、“自然写作”、“公害文学”的范围内，这虽然是必要的，但毕竟狭窄了些；随着生态运动的持续开展，“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含义也越来越复杂，其批评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概而言之，人类的文学艺术迄今为止所表现的，无外乎人类在社会中、在地球上的生存状态，因此都可以运用一种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和评判。生态批评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让文学普遍接受一种生态观念，让生态批评面对整个文学现象。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到古代希腊的神话；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印度的泰戈尔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巴金、王蒙，全都可以运用生态学的批评尺度加以阐释、权衡。生态批评不仅是文学艺术的批评，也可以是涉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批评。
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承认，这次文学批评理论的“转移”，是一次基于“人类文明知识系统”大转移之上的“时代性转移”。人们甚至还可以期待，时代的转移将为人类历史悠久的文学艺术提供一次“重建宏大叙事，再造深度模式”的机遇，期待中的生态批评空间应该是更为广阔、更为恢弘的。而文学，应当意识到自己肩负的时代的职守，再也不能漠然对待地球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