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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无国界 天下有知音

2007-06-2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龚延明 我有话说

1984年春,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在杭州召开,其主要成果为邓广铭、徐规主编的《宋史研究论文集》。该论文集共收录36篇论文,代表了当时国内宋史研

究的最高水平,受到了海外同行的高度关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教授,在阅读了新出的《宋史研究论文集》后,对其中一篇《略论宋代职官简称别名》特别感兴趣。于是专门给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写了一封信。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杭城桂花飘香的季节,我突然收到一封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转来的海外信函。此信标题为“建议编制《宋代官职别称》”,下面署名刘子健,系发自Princeton University。刘子健教授,宋史界学人当然熟悉,他是美国华人宋史专家、著名的汉学家。那年头,我们改革开放大门才开启,中美文化学术交流未多,我们之间属于长幼两代人,无缘相识。当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呢?读罢信方知,他是从《宋史研究论文集》中,看到我的一篇论文《略论宋代职官简称别名》,引起他极大兴趣,并由此生发出这一份建议。此信原寄给历史所王曾瑜、郭正忠、陈智超,然后由他们转寄给我。现将信中关于编撰《宋代官职别称》一书的内容转录如下:

陈、郭二兄寄来1984年年会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更是琳琅满目。王兄寄来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两份,极有用。一并道谢。从送我的几本书里,就产生上列建议,细列原委如下:

〔甲〕龚延明先生,我不认识。(不知他的《宋代职官制度研究之一》,在哪里发表?有法找到吧?)在这次《宋史研究论文集》中,页三三五起,有他的《略论宋代职官简称别名》,很有用。

〔乙〕读《清明集》书判,官职多数用别称(别称包括简称和别名),常需查对。

〔丙〕看《中国史研究动态》,好像最近不太注意对教研有用的工具,而实际确有可做的。

〔丁〕《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各位尤其是曾瑜兄出力很多,但体例上不能包括别称;而史料中,文章、书札、随笔恰巧是常用别称。

〔戊〕顷查日本工具书,无别称。英文Hucker官名字典(按:指Charles O.Hucker编撰的《中华帝国官名辞典》,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更没有。(下文从略)。

为此,他建议“两岸协力、国际合作”,撰编一部《宋代官职别称》工具书。并提出“可用拼音排列,国际销路必大增”。为了尽早促成此项合作课题,刘先生表示“开办费”(启动费)由他来出。未曾想到,我独自正在进行的宋代职官简称别名收集与研究工作,会引起海外学者如此重大的关注。这不能不使我深受感动。

我感动,不仅仅是刘子健教授对宋代职官别名研究的充分肯定;还有他密切注视学术进展与动态,一旦在学术研究园地发现有学术生命力的萌芽,立即予以真心扶植,体现了老一辈学者奖掖后人的风范,和对学术发展的潜心关爱。

刘子健教授的信,坚定了我克服困难、完成《宋代职官简称别名》研究的决心(此项成果已融入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宋代官制辞典》之中);同时激发了我撰编一部上下贯通的《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的强烈愿望。这之后,我与刘子健教授建立了通信联系。他十分赞同我的研究计划,并主动写信给Hucker,设法让我们就中国官制做合作研究。遗憾的是,刘子健先生走得匆忙,终于未能看到《宋代官制辞典》与《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的出版。

我不惜篇幅,追述这一段学术交往故事,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真理:学术是天下的公器。学术的进步,如长江后浪催前浪,靠一代又一代学人共同努力。有了老一辈学者铺路和导引,才有后一辈新人的成长和创新。如果没有刘子健教授这一封信,也许我的宋代职官简称别名研究早已止步,不可能扩展至今日这一项新成果。唯其如此,值《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刘子健教授独具慧眼的奖掖。

众所周知,纯学术著作出版难,上百万字、数百万字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出版更难。我感到幸运的是,在出版界又遇上了“伯乐”。上海辞书出版社前任社长李伟国先生和现任社长张晓敏先生,都充分肯定《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书稿的学术价值,同意接受出版,并纳入重点出书计划。在编辑人手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成立了由学养深厚、经验丰富的编辑组成的审稿小组。从该社图书馆调集了可资审稿核查的图书资料,开始了对250万字原书稿的审编工作。诸位编辑,恪守该社优良的严格审稿制度,凡《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中涉及的书证,务必逐条查对出处。《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时间跨度大,上自三代,下至明清,书中引用的正史、政书、野史、文集、笔记、碑刻等文献资料,何啻千种!审稿小组,要逐一审查条目、义项、书证,工作量该有多大!有时为了核查一条资料,得花上半天,甚至一天。他们说:“宁可多花时间,也不能放过一条未核对的书证。”不仅如此,对释义不确切或不准确者,要斟酌修改,显然,这无异于对书稿的再加工了。至校对样稿时,因工作量大,时间急迫,史地室几乎全体编辑都投入了审核工作。为此,他们付出了无数心血和创造性的劳动。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创一流辞书的精品意识,严谨的学风和高度责任感,保证了《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的科学性、可靠性、知识性与可检性。这部书的顺利出版,是与出版社领导的决策和审稿小组的辛劳、奉献分不开的。

从一篇关于职官简称别名的研究论文,进而成就一部《中国历代职官别名大辞典》,这是我自己开始也没有想到的,正是有幸得到海内外学术界、出版界对我这项研究的激励、支持和帮助,才有这一开花结果的收获。我深刻地感悟到:学术无国界,天下有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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