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过剩”是一个时期以来备受理论界和社会有识之士广泛关注的问题。王建坦言，他在“经过一番研究努力之后，对流动性产生的原因不是更明白了，而是更糊涂了，因为围绕流动性产生的原因，有太多的谜团”（王建，2007）。比如：一边是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而另一边却是流动性过剩更加显著（理论上讲，货币流通
――在“生产过剩”的背景下，同样可能出现“流动性过剩”。理论上通常把流动性过剩定义为：“一个经济体中的货币（一般指广义货币，即现金加银行存款）存量超出了正常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水平”。由这个定义出发，人们一般都会把流动性过剩等同于“供给不足”――这个“供给”，当然不是指“货币”，而是指“商品”或“资产”。所以，一旦出现流动性过剩，人们自然要担心：潜在购买力上升是否导致通货膨胀？资产价格飞涨是否催生资产泡沫？银行贷款增加过快是否引发经济过热？然而，流动性过剩并不一定对应着商品“供给不足”。实践表明，在“生产过剩”的背景下，同样可能出现“流动性过剩”。这种“生产”和“货币”的“双重过剩”，正是当下中国的现实，它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过剩经济”的基本内涵（如果加上劳动力过剩，则中国的过剩经济就是“三重过剩”）。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过剩”表明：一方面，中国社会已进入一个物质财富积累相对富裕的阶段；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在中国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外贸顺差只是流动性过剩的表面原因。有不少人将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其实，这只是流动性过剩的表面原因。因为中美贸易冲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进出口比例问题，也不单是一个汇率问题，而是关乎经济结构调整和变化的深层次问题。有识之士已指出，美国在“产业结构软化”的趋向下，比较优势产业越来越集中于创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业，这就必然导致服务业发达的美国出现经常账户逆差――因为服务业产品多为非贸易品（李晓、丁一兵，2007）。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趋势看，中国的贸易顺差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长期性。可见，把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归咎于对外贸易顺差，是极其肤浅的（贸易顺差只是强化了过剩的程度）。在贸易顺差的表象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必然性，这个必然性构成了流动性过剩的“结构性”原因。
――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高额储蓄加上资产供给的相对不足”。李稻葵认为；“高额储蓄加上资产供给的相对不足，导致大量货币以储蓄的形式停留在银行体系中，这就是中国流动性过剩最核心、最本质的因素”（李稻葵，2007）。高额储蓄与流动性过剩之间有着较强的相关性，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认为，把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归咎于“高额储蓄和资产供给不足”，仍然值得商榷。理由有三：其一，中国目前高额储蓄的背后，是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可见分配结构是比高额储蓄更为“本质的因素”；其二，在低储蓄率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依然存在流动性过剩问题，而且“比中国还要严重”，可见储蓄的高低并不是流动性过剩的“本质因素”；其三，流动性过剩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只不过全球流动性过剩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特点――比如在美国，伴随流动性过剩的不是外贸顺差，而是外贸逆差。综上我们不难发现，从“供求关系”的视角来看，与其说“高额储蓄加上资产供给的相对不足”是流动性过剩的本质，不如说“生产无限扩大与消费相对萎缩之间的矛盾”才是流动性过剩的“制度性”根源。
重新解读“流动性过剩”的政策含义在于：第一，由于流动性过剩根源于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矛盾，因此，仅用“供给与需求失衡”的分析框架，很难对其做出本质上的把握。第二，虽然流动性过剩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偶然的问题，但中国的流动性过剩毕竟具有自身的特点，因而对它的解读理应具有中国本土的视角。第三，作为过剩经济的内容之一，流动性过剩本质上不过是商品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外在表现，因此，强化收入再分配的政策调整已不容回避。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这种政策调整即使不是对付“过剩”的治本之举，也可看作缓解“过剩”的最有效的选择。（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