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祝伟坡先生的结缘堪称是一场奇遇，不由得让人慨叹“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还是让我索性从头讲起吧――这个“头”当然就是已经故去快二十年的黎澍先生。没有他发起的“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就不会有
黎澍先生在1984年第5期《历史研究》杂志上刊发了一篇惊世骇俗的论文：《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说这篇论文惊世骇俗，是指此文直捣我们传统意识形态的老巢，而当时的整个社会仍处在这个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黎澍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提法与“英雄史观”一样，也“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的窠臼”，同样“完全错误”。这对于信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的绝大多数人而言，怎能接受呢？此文本身的份量加上当时特定的舆论氛围，使得当时的理论界一下子像炸了锅。不过，人们的反应还要有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根据我掌握的材料，1985年的整个学界似乎并无反响，转机从1986年开始。1986年初，黎澍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系列论文第二篇《历史的创造者和创造历史的动力》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丛刊1986年第1期上推出，此文的副题是“答祝伟坡同志”。黎澍在此文的导语中说：“《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一文发表以后，收到过一些同志的来电和来信，都转交给了《历史研究》杂志编辑部，请他们研究处理。另有河北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祝伟坡同志在信中提出，与历史的创造问题有关系的两个问题‘还不清楚’，要求答复。这两个问题是：‘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二、林彪说，历史是由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的（大意）。对这两种观点，应当怎样认识才是正确的？’上引来信提出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从另一个问题出发的，这就是：历史的创造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吗？”祝伟坡的信一下子把黎澍直接置于毛泽东的论断之前，使他再无闪避的余地，于是引出了他的滔滔宏论，他对自己观点的陈述和论证更深入了，也更具有了针锋相对的性质。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的高潮由此到来。讨论高潮期间，《光明日报》辟专版提供阵地，《历史研究》、《文汇报》等著名报刊均参与其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均关注过这场讨论。这场讨论一波三折，最后终结于1989年上半年。综观这一论战的全过程，坦率地说，尽管不乏有力的支持者，但黎澍的观点并不占上风。究其原因，我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两个命题，本质上不是学术命题，所以，在学术的层面上永远也无法解决，现在看来，黎澍及其追随者当年在学术上太较真了。由于这两个命题不是愈辨愈明的是非，这场讨论后来屡遭扼杀，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从发起到走向高潮期间，我正在读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这一讨论自然为我所关注，再加上我特别推崇、欣赏黎澍关于思想解放的一系列言论，所以，黎澍答祝伟坡的这封公开信式的论文发表之后我就读过了，“祝伟坡”这三个字也就从那时开始印入我的脑子里了。后来，因撰写学位论文的需要，我曾赴京拜访过黎先生。毕业留校后，我所从事的第一项学术活动就是参加了当时还处在白热化状态的历史创造者问题论战，这就是《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一文在《文史哲》1988年第1期上的发表。如果说，祝伟坡先生当时是以主流意识形态为背景向黎先生的见解提出了问题的话，我则是以比黎先生走得更远的角度向黎先生发出了质疑：在肯定黎澍实现了“当代中国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突破”的同时，我也明确提出黎澍的论点尤其是基础论点“是很不彻底的”，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甚至扬言要“在黎澍终止思维的地方继续前进”，以“彻底解决历史创造者问题”。黎先生一方面对我的一些看法表示赞赏，一方面也为自己作了辩护，这就是他的五篇系列论文的最后一篇，题为《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答王学典》。因是回应文章，此文也刊发在《文史哲》上，时为1988年5月底。
因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两个命题，黎澍招致了许多公开的批评、商榷乃至上纲上线的批判，但他所作的正面答复很少，所能看到的就是答祝伟坡和我的两篇。但“祝伟坡”其人是谁，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甚至感到很神秘，曾多方打听，没有结果，这益发增加了我的好奇心。2002年初，我奉命在山东大学组建文史哲研究院。建院之后搞的第一个学术活动，是开了个规模很小但层次很高的学术研讨会。为此，我请当时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的仲伟民兄代邀《中华读书报》的编辑参加，于是他把祝晓风兄推荐与会。我和祝兄一见如故，此后交往频繁。一次闲聊时，因知他是河北人，就问是否知道“祝伟坡”这个人，他听后笑了，说当然知道了，他是我父亲。我当时真的是目瞪口呆，半晌才反应过来。我总算了却了一桩疑问。后来在晓风府上，他又让我翻看了伟坡先生大学四年的四本日记，读这些幸存下来的日记，真令人如同进入时间隧道一样，重新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特殊的大学校园生活，那种处处充斥着“政治”的大学生活，是现在的学生们永远也无法理解和想象的。当我合上那已泛黄的日记本时，我由衷地敬佩伟坡先生，敬佩他的勤奋和细心，并建议晓风将这些日记尽快整理出版，以供研究者使用。再后来，伟坡先生来山东游历，我们一块谈黎澍，谈那场我们都涉身其中的讨论，彼此倍感愉快。通过这种直接接触，我才知道伟坡先生写出那封让黎先生不得不答复的有深度的信实非偶然。勤学敏思，知识丰富，关心国事，是伟坡先生最大的特点，我为自己认识了一位富有智慧的长者而深自庆幸。
现在，伟坡先生将他一生的部分成果汇编成册。在交付出版前，他坚邀我写上几句话，我为此惶恐了好长时间，不敢答应，最后想到，可以借这个机会交代一下我们通过黎澍先生而相互认识的机缘，以给拨乱反正时期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个掌故，我这才答应下来，援笔写了上面的话。
（《踏步集》，祝伟坡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