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人们的幸福快乐关系如何？GDP是衡量一国社会福利的最好指标吗？放眼世界，在20世纪的100年中，美国GDP维持了一个长期的较快增长，但有研究表明，其国民快乐指数并未与GDP同步快速增长。在亚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速并不高的不丹被认为是世界上国民快乐指
快乐与幸福、忧愁与苦难，这些与人类世世相随现象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影响人类快乐幸福的因子到底有多少？我们的基因、特质。我们所处的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究竟如何影响着个体与群体的快乐？千百年来这些“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曾引起无数先哲不断的追问，直到今天，似乎依然无法得到统一的标准答案。关心人类福祉的学者，依然必须就此课题展开有益的思考，努力开启一种健康、持久、合乎理性的“快乐处方”。为此，我们尝试构建一个“快乐方程”：
H=[k1f1(G)+k2f2(V)+k3f3(L)+k4f4(CE)+k5f5(HE)+k6f6(NE)+k7f7(PF)+k8f8(GDP)]・t(Tij )式中各变量的涵义如下：f1:个体基因函数；f2:个体特质函数；f3:个体的“爱”函数；f 4:职业函数；F5:人文函数；F6:自然函数；F7:财富函数；F8:GDP函数;H：个体拥有的愉悦的心境总量；G：由基因决定的个体体质、选择能力、行动能力和适应能力的总和；V：个体拥有的人文情怀，包括价值观、理想与信念、气度与胸怀、善良程度、感恩意向、敬业精神、生活习性、欲望高低；L：爱与被爱的质量，包括爱情、婚姻、亲情的质量； CE：职业环境，如：职业地域、职业类型、组织文化、领导和同伴的道德水准、领导的言行、个体在组织中的角色、工作强度、休闲时间； HE：人文环境，包括宗教、习俗、社会保障、社会公正、民主与法治、人身自由、文学与艺术的格调。 NE：自然环境，包括阳光、空气、植被等生命资源和无生命资源的数量、质量和结构。 PF：个体拥有的绝对和相对物质财富量；GDP：个体所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Ki：第i个变量的倍增系数；t：时间函数;Tij:个体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年龄。我们对上述方程的诠释如下：
――人类的遗传基因影响并决定着人的部分快乐，此类基因在遗传学上属于微效多基因。因此，人间会有天生的乐天派，也会有天生的悲观者。
――价值观、理想与信念、气度与胸怀、善良程度、感恩意向、敬业精神、生活习性、欲望等个人特质，对人的快乐总量和快乐水平有重要影响。世间快乐总量最多的长寿老人，他们大多都是积善从良的，具有宽广的胸怀、良好的习性。
――浪漫而持久的爱情、美满和谐的婚姻、真挚伟大的友谊，也是制约人类快乐幸福的主要因子。不知是人类文化的倒退，还是受金钱、物欲的冲击，现代人的爱情、婚姻、友谊似乎都变得淡化了，这或许是富裕的现代人难得快乐的原因之一？
――快乐是可以培养的。以当代人的科技水平，人类自身还无法在同一代人之间进行快乐基因的复制、转移，但以上两点表明，快乐因子是可以培养、学习的。因此，父辈、学校、政府、媒体、文学艺术的格调对新生代的快乐幸福可产生重大影响；或者说，为了让下一代生活得更快乐，父母、学校、政府都应担当些责任。
――成年个体的快乐受制于他所生存的职业环境和社会团体。人们工作的地域、职业类型、组织文化、领导和同伴的言行、在组织中的相对角色、自主活动的空间、工作强度、休闲时间等，都会对其快乐产生影响。通常，当人们找到了自己最适宜的职业环境时，他们的快乐水平和快乐总量会大幅度提高。改良和培育人类社团的积极氛围，营造积极向上的职业环境，必定能提高劳动者的快乐指数、工作品质。
――宗教、习俗对人类心灵的快乐可以产生重要影响；民主、自由、法治，社会保障与社会公正，文学、艺术的格调等对人类快乐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政府在大力提升GDP的同时，还应注重人文环境的建设。
――天、地、人是相互效益的，人的快乐即受制于自身的基因、特质、人文环境，也受制于大自然。高温干旱、植被破坏、沙尘暴、水质劣化，以及其它各种环境污染等都会降低人们的快乐。因此，自然财富可能比国民财富具有更加基础的意义，保护和改良环境必将增进人类的快乐。
――个人的财富及GDP的增长会增加个人的快乐，但横向的比较可能会增加或降低他的快乐指数。
――快乐因子对快乐的影响程度，存在一种“快乐短板效应”。亦即快乐倍增系数Ki的大小会因该变量的稀缺性而有巨大差异。缺钱时钱对人的快乐影响很大；GDP低时，增加GDP会增加国民的快乐。
――在人的一生中，快乐是时代和个体寿命的函数，快乐的高峰与低谷随时代和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不缺衣食、身体健康的童年是人一生最快乐的时光，处于创业时代、和平年代，人们的快乐指数比较高。
――众多因子共同决定人类的快乐，GDP和个人财富只是其中的两个因子。因此，世上最富裕的国民未必就是最快乐的国民；相反，GDP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其快乐未必就少。
可见，人类个体的快乐幸福是众多因子叠加合成的综合效应。虽然我们目前尚不能给出各因子对快乐贡献的准确量值，但可以肯定，单方面增加人类福祉的努力，对增加快乐幸福的贡献常常是低效的。比如，单纯追求GDP的高增长而忽视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及个人特质的改良，使“经济有增长，快乐无提高”的“伊斯特林悖论”成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常态。我们认为，经济增长只有在能够满足全体民众快乐幸福生活这个终极价值的前提下，才具有“善”的意义，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幸福生活应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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