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文人雅士因审美的差异和志趣的不同，对花各有所爱。有的爱多情玫瑰，有的爱富贵牡丹，有的爱傲雪梅花，有的爱芳香茉莉，而北宋大思想家周敦颐则独爱莲荷。当然，赏荷之趣其来久矣，并非始自周氏，《诗经》中的《泽陂》就曾以菡萏即荷花来形容美人。但是，周敦颐将莲赞为在泥不染、濯清不妖的花中君子，则别有新
据考证，《爱莲说》脱俗拔尘的意境，有着佛教的因缘。周敦颐曾与不少高僧有密切往来；他后来隐居的庐山曾是东晋高僧慧远同陶渊明等人组织“莲社”的地方，是佛教胜地；佛教中莲花被用来象征清净无染，佛陀布道的座位称“莲花座”，相应的坐姿亦称“莲花坐势”；释迦牟尼所说的极乐世界到处是莲花，遂有“莲花世界”的美称，佛教中的净土宗又名“莲宗”，专以莲花为喻阐释佛学的经典叫《妙法莲华经》……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讲，“以莲揣称高洁，实为释氏常谈”，周敦颐之爱莲出淤泥而不染，“有拾彼法牙慧之嫌”。邱汉生更明确指出，《爱莲说》实乃《华严经探玄记》卷三中“如世莲华，在泥不染，譬法界真如，在世不为世法所污”这段文字的翻版。不过，也有学者提出，莲花亦为道教所重，传说中的太上老君，一出世就能行走，一步一朵莲花，共成九朵；道教奉祀的八仙之一何仙姑，手中所持宝物即荷花；周敦颐的思想得于道教者亦不少，他的所谓《太极图》即来自道教，《爱莲说》字里行间亦蕴涵着仙风道骨的圣境和神韵。
不过，无论《爱莲说》是否夹杂禅道，应该说，它主要还是源于作者本人的人生感悟和境界追求，有着特定的创作情景和历史语境。据度正《濂溪先生年谱》载，北宋嘉佑六年（1061年），身为虔州通判的周敦颐途经江州（今江西九江），爱庐山之胜，遂筑书堂于庐山之麓。堂前有溪，源出莲花峰，遂名之“濂溪”，名室为“濂溪书堂”。熙宁四年（1071年），他上表请求知南康（今星子县）军，以便接近庐山。他来到南康的第二年，即要求朝廷解除其印绶，好在濂溪书堂定居讲学。据邓显鹤“附记”（《周子全书》卷三《爱莲说》文后）云，嘉佑八年（1063年），周敦颐作《爱莲说》，沈希颜书，王抟篆额，钱拓上石。而度正《濂溪先生年谱》所记《爱莲说》的作者、书者、篆额者和上石者均与上同，并同时讲到周敦颐、钱拓和沈希颜三人在雩都（今于都县）的罗崖之游。今有学者据此推论，《爱莲说》当是周敦颐为沈希颜建于雩都善山的濂溪阁所作的题词。但朱熹《爱莲说书后》则讲，周敦颐“以爱莲名其居之堂而为是说以刻焉”。朱熹于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赴南康知军后，曾访周氏故治之遗迹，而壁记碑刻已一无存者。他从周敦颐的曾孙直卿处得《爱莲说》墨本，请人重刻于壁，复寓其名“爱莲堂”。自此而后，《爱莲说》这篇美丽文字也渐渐声名远扬。
《爱莲说》无疑是周敦颐借花咏怀、以物抒情之作，不管是自明其志还是为他人题词，它都是作者本人理想人格的真实写照。周氏笔下的莲花，既不为淤泥之浊所玷污，又不因清涟之澄而妖媚，堪称君子的理想境界。历史上，周敦颐虽然为官三十余载，但他不慕钱财，淡泊名利，“芋蔬可卒岁，绢布是衣食，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廉名朝暮箴”，从这段自述中可窥见其操守和旨趣。
蒲宗孟所撰《周敦颐墓碣》称周氏：“孤风远操，寓怀于尘埃之外，常有高栖遐遁之意。”黄庭坚赞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婺，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宋史・道学传》）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周敦颐其人与《爱莲说》其文，每为士人所仰慕，读读《爱莲说》似乎就能够产生激浊扬清、荡涤尘垢的精神力量，正所谓“一诵《爱莲说》，尘埃百不干”（宋人柴与之诗）。“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也成为流传久远的名言。
历史上，在体制弊端没有根本革除的情况下，虽有个别君子和清官高风亮节，特立独行，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但很难以一己之道德力量真正扭转乾坤，救治天下，甚至自身也每每为社会所不容。“举世皆浊，唯我独清”的屈原最终自沉汨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只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精忠报国”的岳飞被杀；清官海瑞罢官；那个刚正不阿而又得宠于朝廷的宰相刘罗锅，则是“戏说”中的艺术形象，与历史上真实的刘墉相去甚远；就是《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身在官场即已萌生林泉之志，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幽隐之举与咏莲之文。
从自然界的情况来看，淤泥实是莲的根脉之所系，营养之源泉，二者并非污染与抗污染、腐蚀与拒腐蚀的关系。相反，包括制度和风习在内的不良的社会环境，才是人堕落的腐蚀剂和污染源。某种意义上，不良环境对自然人性的腐蚀作用，就好比莲花池被化学毒物所污染――就像眼下江河湖海时常遭遇的那样――即使荷莲有某种净化水质、抵御污染的功能，但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也难以保持生机盎然与鲜活亮丽的生命状态，复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自然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