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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与《经子解题》

2007-07-26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吕思勉是著名的史学家,史之著述甚丰;史学研究之外,他在经、子研究上,亦不乏建树,《经子解题》堪为代表作。《经子解题》一书,无论是就初学入门而言,还是就经、子研究而言,均是不可多得的力作。

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虽然西学颇盛,但国学仍是教学中的重镇,故有不少学者在讲授古代典籍,《经子解题》即吕思勉“讲学时所论”。作者因其“有益初学”而编次,故冠以“解题”之名;书中内容,并未限于解题,还多谈读法。《经子解题》,所论切实而简要,所列参考之书少而精,并按循序渐进之理明确读之先后,故读来容易入门。梁启超曾言:“先辈每教人不可轻言著述,因为未成熟的见解公布出来,会自误误人”。吕思勉持同样的学术态度,故《经子解题》所举述观点“皆最后最确之说”,所发议论也“皆持平之论”。这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警醒、鉴戒作用。

治经、子之学,不可不先明经、子之根本。吕思勉对此有透彻之论:“书籍之以记载现象为主者,是为史。就现象加以研求,发明公理者,则为经、子。”“经、子本相同之物,自汉以后,特尊儒学”,乃“提出儒家之书,而称之曰经。”治学贵在“能会异见同,即同?异;匪是无以通伦类,诏途辙”(钱基博语)。吕思勉“会异见同”,发现经、子同为明理之学;同时又“即同?异”,指出经、子之不同:“经之与子,亦自有其不同之处。孔子称‘述而不作’,其书虽亦发挥己见,顾皆以旧书为蓝本。故在诸家中,儒家之六经,与前此之古书,关系最大。”吕思勉的经、子同异论,与章太炎的“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之议论相较,更明达平正,不但能使人知其然,而且还使人知其所以然。

因经、子之有同异,故治经、子之学在方法上亦有同异。吕思勉论方法之同曰:“天下本无截然不同之理;训诂明物,尤为百家所同。先明一家之书,其余皆可取证。”经、子皆明理务治之书,“训诂明物”为其所同,治之之法故相通,先明一家,而其余诸家亦不难治之矣。治经、子之法又有异,吕思勉分篇论之。论治经曰:“欲治经,必先知历代经学变迁之大势。今案吾国经学,可大别为汉、宋二流。”“宋人之经学,原亦有其所长;然凭臆断相争,是非难定。自此入手,不免失之汗漫。故治经当从汉人之书入。”汉、宋经学之得失,一在重客观,一在重主观。吕思勉对治学重客观、主观之差别,有精彩的论述:“今试设一譬:东门失火,西门闻之,甲、乙、丙、丁,言人人殊。择其最近于情理者言之,则偏重主观之法也。不以己意定其然否,但考其人孰为亲见,孰为传闻。同传闻也,孰亲闻诸失火之家,孰但得诸道路传述。以是定其言之信否。则注重客观之法也。用前法者,说每近情,而其究多误;用后法者,说或远理,而其究多真。累试不爽。”故吕思勉主张,治经需先从汉学入焉。

治子部之学,吕思勉强调,首先要甄别诸子学述之真相:“今诸子书急待整治者有二:(一)后人伪造之品,窜入其中者。(二)异家之言,误合为一书者。盖诸子既不自著书;而其后学之著书者,又未尝自立条例,成一首完具之作;而其书亡佚又多;故其学术之真相,甚难窥见。学术之真相难见,则伪品之窜入自易,异家之误会亦多。夫真伪混淆,则学说湮晦;异家错处,则流别不明;此诚足为治诸子学之累;故皆急宜拣剔。”此论距今已八十余年矣,而诸子学术真伪之辨别,虽然还未得以解决,但这一问题的提出以及对这一问题的始终关注和欲求解决之努力,是必要的,尤其是吕思勉对该问题的深入分析,是非常有价值的。

就子书研读,吕思勉提出了先熟读八书之方法:“儒家之《荀》,墨家之《墨》,法家之《管》、《韩》,道家之《老》、《庄》,杂家之《吕览》、《淮南》,实诸子书中最精要者;苟能先熟此八书,则其余子部之书,皆可迎刃而解;而判别其是非真伪,亦昭昭然白黑分矣。”“读此八书之法:宜先《老》,次《庄》,次《管》、《韩》,次《墨》,次《荀》,殿以《吕览》、《淮南》。先《老》、《庄》者,以道家专言原理,为诸家之学所自出也;次《管》、《韩》者,以法家直承道家之流也;次《墨》,以见哲学中之别派也;《荀子》虽隶儒家,然其书晚出,于诸家之学,皆有论难,实兼具杂家之用;以之与《吕览》、《淮南》,相次并读,可以综览众家,考见其异同得失也。”该论可谓见解超卓独到。

《经子解题》作者思辨甚广,书虽薄,但内容丰厚。吕思勉言,读书“不甚讲门径”,“不甚下切实工夫”,“二者皆弊也”。《经子解题》,乃既指以门径、又教以如何下切实工夫之书也。“二弊”在当代最甚,故《经子解题》不但俾便初学和经、子研究,而且也有所裨益于时风之匡正也。《经子解题》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 1926年 图片由国家图书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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