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基
他是我国财政学界的大家，“国家分配论”的代表人物，致力于建立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财政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理论之树常青；11岁失去父母，一生桃李芬芳；三尺讲台一站60年，85岁仍坚守教学第一线。他说：“我不是大师，我
是老师。我不是泰斗，我是‘老兵’。”
邓子基――“80岁的年龄、60岁的身体、40岁的心态。”
2007年6月23日,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会议厅,邓子基从教60周年庆祝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这里举行。
“财政学界的泰斗”、“一代大师”,致辞的领导、来宾和学生代表对邓子基在教学和科研上的成就这样评价道。85岁的邓子基坐在台下聚精会神地听着。
该邓子基致答谢辞了。“大家对我从教60周年和科研活动讲了许多过誉、过奖的话,我愧不敢当。你们说我是大师、是泰斗,我仔细考虑过了,我不是大师,我是老师。我不是泰斗,我是‘老兵’。”邓子基讲得很真诚。
穷山僻壤的孤儿
邓子基是一个苦孩子。
1923年6月,邓子基出生在福建沙县夏茂镇儒元村一个贫困家庭。11岁那年,邓子基的父母相继去世,从此,孤苦伶仃的他只能靠自己勤快的双手独自谋生。
1934年的寒冬,衣衫褴褛的邓子基来到镇上,找到一家杂货店,向店主说明了自己的遭遇。店主听后,非常同情,决定收下他当学徒。干活时,邓子基从早到晚一刻也不闲着,把店面收拾得利利索索,吸引得回头客越来越多。生意好了,老板心里自然高兴,每个月除了包吃包住,还给邓子基两块大洋作为奖赏。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邓子基终于攒了十几块银元。他决定告别小镇,到南平上初中。
邓子基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有一次,他生病了,“打摆子”打得厉害,身体很虚弱,连走路都走不稳,老师和同学们都劝他回宿舍休息。“不,我还能坚持。”邓子基说。
上完课,邓子基又踉踉跄跄拖着病弱的身体,去打扫学校的卫生。他要把厕所冲洗得没有一点异味。因为,这些差事做好了,也能为他领取奖学金多添一个筹码。
进初中后的第一次大考,邓子基取得了语文和数学等科目的第一名,他终于领到了学校颁给的奖学金。
就这样,邓子基靠勤工助学,靠奖学金,完成了初中、高中学业。
1943年,邓子基参加全省高中会考,获得了被保送到国立政治大学的入学资格。与此同时,邓子基还考取了国立交通大学航空系。国立交通大学开学较早,邓子基先到那读了六个月,读的是飞机制造专业。
山城重庆的冬天快要来了。这时,邓子基发现自己所带的钱几乎用光了,身上只剩下一件用来御寒的棉衣,吃饭也快成问题,学校又催他赶快交学费了。
“我身上没钱,曾有几个华侨资助我。后来还是交不起学费,我就从交通大学退学了。政治大学开学比交大晚半年,于是我又跑到那儿去念,读经济系。”邓子基回忆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邓子基解释,一是政治大学包吃、包穿,还给些零用钱,二是毕业后包分配。
历史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帮邓子基做出了选择。交通大学也许失去了一位未来航空领域的科学家,而政治大学却迎来了一位有智慧、有毅力的新生。邓子基正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学术探索,一步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我国社会主义财政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财政学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成为王亚南的弟子
1947年7月,邓子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苏泰兴县税务局工作,当了小公务员。此时,内战爆发,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年轻的邓子基以经济学者的眼光思考着祖国和自己的前途与命运。他辞掉已经干了3个月的公务员一职,怀着一腔热血回到福州,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联合会”,投入民族“反饥饿,反内战,争自由”的斗争洪流中。
期间,邓子基也找过几份工作,但都觉得不太合适。新中国成立了,他在等待机会。
1950年春,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教授领衔成立了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并开始招考新中国首批经济学研究生。
当时厦门大学也和全中国一样,万木复苏、百废待兴,选择经济学作为突破的课题,有着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王亚南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克思《资本论》的最早中译者之一。王亚南不仅是校长,还身兼研究所所长、导师多重职务。
邓子基通过研究生招生考试,以福州考区第一的成绩,成为王亚南的首批弟子。
王亚南对邓子基说:“你做过税务工作,就读财政学吧。”“学财经是王亚南校长帮我定的,他对我做学问的方法,为人治学影响很大。”邓子基今天回忆起这些往事,心里仍感到温暖。
王亚南待徒如子,不仅督促、辅导邓子基的学业,还无微不至地关怀他各个方面的成长。王亚南的言行让邓子基受益匪浅。邓子基说:“王老师永远是我人生旅途上的坐标,他时刻提醒着我,只有对学生付出全部无私的爱,才有资格坚守教师的岗位。因此,在我60年的教育生涯中,我恪守了他留给我的10字宗旨:教书、育人、出人才、出成果。”
1952年,邓子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新中国第一届研究生,王亚南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工作。
国家分配论的倡导者
邓子基留校后,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学和科研活动。除了教学外,他还兼任校教务秘书,不久又兼任校教学改革委员会秘书,为三个正副教务长和校长服务,工作量之大,工作效率之高可见一斑。
1957年,西南财大一个叫许廷星的老教授写了一篇文章,提出“财政是分配关系”,邓子基从中得到启发。1962年,他写了《略论财政本质》的论文,在《厦门大学学报》第3期上发表,较早全面系统地论证和倡导了“国家分配论”,并且提出了“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的著名观点,这一理论在财政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何谓“国家分配论”?简言之即财政的本质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及所体现的分配关系。
邓子基的学生、国资委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李保民博士对记者解释说,新中国成立后,要搞经济建设,钱怎么管?“国家分配论”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实行统一财政,由国家集中管理经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集中财力办大事。
1962年,邓子基又在《中国经济问题》第4期上发表了《试论财政学对象与范围》,在第11期上发表了《财政只能是经济基础的范畴》等文章。
“邓子基的这些文章很好地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观点来分析财政本质问题,论述全面而系统,从而确立了他在我国财政学界的‘国家分配论’代表人物的地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馨说。
这些文章让学界知道厦门大学出了一位很有名的青年教师。此后,邓子基开始专攻国家财政学和税收理论的研究。
但是,“文革”中,邓子基的教学、科研活动被迫停止了。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1979年,这位“青年讲师”才成为一名“副教授”,这时,邓子基已经56岁了。
1980年,邓子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拨乱反正”后我国发展的第一批知识分子党员,当时,本报头版还专门报道了这件事。
1983年,邓子基以60岁的高龄,被评聘为“文革”后的首批教授、博导。
与时俱进的研究者
此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人们思想解放,经济领域的学术研究也异常活跃。
“国家分配论”开始遭到一些专家学者的质疑。针对出现的争论,中国社科院召集全国80多位专家,在厦门大学召开了一次全国财政基本理论座谈会,就财政的本质问题展开讨论。
邓子基是“国家分配论”的倡导者、坚持者,但他没有固步自封。在会上,邓子基认真倾听大家的批评,没有发表意见。1983年,他吸收了那次会上专家们的意见,结合自己的思考,在《厦门大学学报》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国家分配论”答疑》。
文章开头,邓子基这样写道:各学派论点给我很大启发,对修改《社会主义财政学》教科书,进一步研究财政理论都有很大好处。
“各种学说都有他的道理,吸收众长来充实‘国家分配论’,我来答疑,这篇文章很重要,巩固了‘国家分配论’的主流派地位。”邓子基回忆道。
“从我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告诫自己‘不当学阀’。”邓子基说,中国的财政学是开放式的,经济学的一切先进的或前沿的理论永远值得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
邓子基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他的思想和理论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
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明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公共财政是财政改革的基本目标与任务,“公共财政论”对“国家分配论”形成了强大的冲击。
“邓老把‘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非常巧妙地结合起来,并且主张以‘国家分配论’来发展‘公共财政论’,从两者交融当中去提炼他对中国财政改革未来发展的意见。”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教授说。后来,邓子基也逐步开始赞同“公共财政论”,并且相应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和看法。他提出“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坚持+借鉴=整合+发展”,从而形成了他的新“国家分配论”(即“国家财政论”)。
邓子基将“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在理论层面进行的整合,取得了显著成绩。财政学界耳熟能详的“双重(元)结构财政”、“保三争四”、“一体五重”、“一体两翼”等概念都是这两个理论整合的成果。
“这些概念及其所代表的财政理论,能够有效地解释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而引发的实践问题,并且还能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支持和指明方向。”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杜放博士说。
高培勇说:“我丝毫没有感觉到邓老的思想是守旧的。我常常能在研讨会以及和他的交谈当中发现很多新的亮点,在他的身上,我能看到一股与时俱进的干劲。他一直都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在不断探索中开拓创新。”
在张馨看来,邓子基与时俱进的精神,还表现在他勇于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认识的改变而修正自己的观点。这一点,典型地表现在邓子基对“双元财政论”的态度上。
二十世纪90年代初,叶振鹏提出“双元财政论”观点时,邓子基曾一度认为该观点是不对的。到了1997年,邓子基开始认识到该观点是正确的,认为“双元财政论”既坚持了“国家分配论”关于财政与国家关系的基本观点,又指出了市场化改革所引起我国财政基本性质的转变。于是,他转而提倡该观点,并写出了若干文章,不仅倡导了该理论,而且还以自己的分析发展了该理论。
在税务领域,邓子基较早地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税收理念,从促进经济发展、满足政治需要、实现社会稳定三者的关系出发,阐述国家与税务部门、税务与社会和纳税人所应该建立的关系。邓子基还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提出了不少建议。今年两会上,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了企业所得税法草案,决定在国内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邓子基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建立、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包括公共财政与国有资本财政在内的国家财政理论体系而努力。”邓子基说。
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与时俱进、不断求索的精神,60年来,邓子基的生命持续焕发出绚丽的学术光辉。邓子基的这些理论主张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财政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成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理论依据之一,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为此,邓子基也赢得了国家、省、市各级领导和学术界的广泛赞赏,人们发自内心地敬重这位财政学界的“老兵”。
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得知今年6月是邓子基从教60周年暨85华诞,专门给邓子基写来了贺信。信中说:“您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建设与财政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厦门工作期间,我经常向您请教。”“您的远见卓识为厦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贺信中评价邓子基“为丰富和发展我国财经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子基的学生、中国银行总行行长李礼辉说:“邓子基老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发展财政学理论。他的理论对指导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指导国家对国有资产资本的管理和运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李保民的体会更具体。他说:“邓子基老师的学术思想和政策建议,对推动国资委的成立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福建省委原常委、原副省长王一士深有感触地说:“邓子基主张‘财政平衡’。当时,我们采纳了邓子基的意见,把他的思想在我负责的经济工作中来贯彻,很有效,二十多年来福建财政没有赤字。”
托起一个学科和100名博士的大师
邓子基作为我国著名的财政、经济学家,不仅在科研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而且在学科建设、教书育人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张馨认为,在学科建设上作出的显著贡献,是邓子基一生中最为重大的建树。
二十世纪50年代前期,在当时的院系调整中,厦门大学财经学院的财政金融专业被取消了。在邓子基的大力呼吁与推动下,1972年秋,厦门大学开始复办财政金融专业(后升格为财政金融系)。邓子基还是经济学院主要创办人之一,并先后建立了财政学与货币银行学两个硕士点、博士点和财政学国家重点学科点。他还支持、帮助建立了厦门大学工商管理中心和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这些使得厦门大学成为我国财政学与金融学的教学与科研的“重镇”,在国内的排名始终处于本学科的前列。
“邓子基作为财政金融专业(后改为财政学专业)的总学术带头人,始终在厦门大学财政学科的发展上起着最主要的作用,对于厦门大学金融学科前期的发展,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张馨说。
邓子基一直强调这样一个观点,教学必须与科研相结合,教学出人才必须建立在科研出成果的基础上,而培养人才首先要编写一套高水平的教材。
早在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针对当时财政学教学大发展而没有教材的状况,财政部组织编写了统编教材《社会主义财政学》,邓子基担任该书的总编纂小组组长。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没有自己的财政学教科书的空白,使用该书的学生数以万计,为我国财政学教学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与此同时,他主编的《财政与信贷》等教材,对我国财经类学生学习财政金融方面的知识,起了重大作用。在这一时期,他还主编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教材《财政与信贷》,并亲自担任主讲教师,授课对象达数十万人,对我国二十世纪80年代的财政金融学和财政知识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
60年来,邓子基在厦门大学这块三尺讲台上,孜孜不倦地承担着各种教学任务,在人才培养上倾注了大量心血。随着我国研究生制度的实行,他又进一步承担了更为重要和艰巨的教学任务,成为我国高等学校中最早招收财政学硕士生和财政学博士生的为数不多的几名导师之一。1982年,他开始招收自己的第一届财政学硕士生,1984年,开始招收自己的第一届博士生。到今年,他已经招收了23届博士生,总数达到了100人,其中已经毕业了21届95人。
邓子基的学生洪金镳博士诙谐地说:“就冲他培养的这100名博士生就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更不用说,他还培养了难以计数的硕士研究生、研究生班研究生、进修教师、本科生和电大学生。”
今年85岁的邓子基,仍坚守在教学第一线,每年仍然担任博士生课程的教学,指导多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
是严师更是慈父
邓子基一直以培养合格、高质量的高层次人才为目标,自然,他对学风教育格外重视,对学生要求之严,对学生关爱之深在厦门大学无人不知。邓子基的学生都不会忘记他在第一课提出的“二十四字”要求:人各有志、人贵有志,开拓刻苦,严谨求实,扬长避短,勇攀高峰。“邓教授的这些勉励让我们受用一生。”跟着邓子基学了10年的女博士张利霞告诉记者。
邓子基的学生、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方上浦说邓子基老师“用真情传播智慧的火种,用挚爱筑垒起财政学科的理论构架,桃李芬芳,硕果满枝。”
如今,邓子基教过的这些学生遍布海内外,大多已经成才,成为了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在他的学生中,从政的有副审计长、省委常委、副省长、银行总行行长、部长助理、大学校长、司局厅长、市委书记、市长等,从教的有博士生导师、知名学术带头人,从商的有董事长、总裁等。
对恩师,学生们满怀感激之情。李礼辉说:“我参加工作几十年了,时时刻刻牢记着老师的教诲,时时刻刻以老师为榜样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
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是邓子基招收的首批博士生之一。他清晰地记得,专业课就是在邓子基教授的家里上的。“中午时,师母会给我们煮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我们一边研究比较财政学、一边享用午餐。此情此景,历历在目,邓教授对我们的培育之恩,我们终生不忘。”
邓子基对学生的培养是终身的。他们不仅在学校学习期间得到了邓子基教授的悉心培养,而且在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还一直得到他的指导和关爱。董大胜说,在工作中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得到邓子基教授的指导。“在当今电子通讯高度发达的时代,80多岁的他多次亲笔给我写信,这样好的导师,真是可遇不可求,遇上这样好的导师,是我们一生的福气。”
邓子基说:“人的感情是相互的,你爱护学生,学生就尊重你。”邓子基深刻地体会到,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极大地促进教学相长、学习与学术相长。
邓子基有一儿一女,逢年过节,一家人聚在一起时,其乐融融。但邓子基的儿女又不止这两个,因为他把学生们当成了自己的子女。现在,学生们在工作、生活、事业上有什么好消息都会告诉邓子基。他和夫人王若畏每接到学生们的一个好消息,都会高兴好久。邓子基说:“一家人的欢乐也就是几个人的欢乐,可师生大家庭的欢乐就多得多。学生超过我,我最高兴。”
邓子基经常把一生坎坷总结出来的为人之道、治学之道告诉学生。他说,人生有两把钥匙：治学的钥匙、为人的钥匙。我自己要先掌握好这两把钥匙,然后再把它们交给学生。
邓子基谦逊地说:“我总结出的东西,我还没有完全做到,但我会尽量做。”
著述等身、桃李满园、功成名就,该歇歇了。十年前,就有人跟邓子基说:“要保重身体,少工作、多休息、享几年清福。”
邓子基却说:“我要活到老,学到老。”
每天,邓子基清晨6点就醒来,作适当的运动。看到邓子基每天把工作安排得这么满,王若畏替他多了一份担心。在记者采访邓子基时,王若畏不时地用关心的眼神瞅着邓子基,仿佛在提醒他:“该休息了。”
80岁的时候,邓子基这样勉励自己:“我是80岁的年龄、60岁的身体、40岁的心态。”今年85岁了,邓子基说:“我是一个还能战斗的‘老兵’。”
“我不服老。近70岁时我爬上了黄山,80岁出头,爬上了南京中山陵400多级台阶。”邓子基说。
邓子基总结自己85载丰富人生、60年从教生涯时,给出了这样的成功经验:真诚待人、认真做事、胸怀豁达、宁静致远、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本文照片为资料照片）
■ 人物小传
邓子基，1923年6月出生于福建省沙县，195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生班。厦门大学财政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访问学者导师，财政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全国重点财政学科点总学术带头人。著名经济学家、财政学家、教育家，中国财政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财政学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