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东莞下决心打造“中国音乐剧之都”，为此，倾全力打造了音乐剧《蝶》并率先举办了东莞国际音乐剧节。在此“节”此“都”关于“中国音乐剧发展”的高峰论坛中，我的话题是“中国音乐剧的文化品格”。
谈及中国为什么需要音乐剧文化，需要先知道音乐剧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当代世界的音乐剧文化，就其社会背景而言是发达国家工业化、都市化乃至资本化进程的产物。就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而言，工业化、都市化体现出一个“加速度”的进程。在这个“加速度”的进程中，为实现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和谐，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社会结构关系和价值取向的调整，也因此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人们生活理想和情感维系的调整。音乐剧文化的出现，既体现出这个“加速度”进程中审美感知方式的调整，也体现出这个进程中演艺生产方式的调整。当影视艺术伴随当代科技的进步应运而生之时，音乐剧文化呈现的是当代科技对舞台演艺的呵护有加，是舞台演艺顺应科技进步、顺应生活时尚、顺应时代憧憬的应时而制和与时俱进。
理解了音乐剧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就可以进一步去思考中国为什么需要音乐剧文化。这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应思考中国需要音乐剧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动因。就社会背景而言，这当然首先是社会生活空间的都市化、城镇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中相应的文化缺失。事实上，近代以来“睁了眼看世界”的中国社会，每每以“师夷之长技”来改造自身。其间的演艺文化建设也是如此。20世纪初叶，为着社会的变革和民众的启蒙，当时称为“新剧”的话剧艺术迅速填补了“五四”新文化建设中的演艺文化缺失。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人类优秀的演艺文化成果的歌剧、交响乐、芭蕾舞以及舞剧的演艺文化建设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不能说我们的演艺文化建设要唯音乐剧之马首是瞻，但我们社会进程中存在着某种演艺文化的缺失却是不争的事实――这在演艺界体现为演艺队伍的结构性人才过剩和演艺市场的有效供给不足。而这一文化动因的深刻社会背景在于我们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演艺文化从情感价值依附、艺术叙述形态到审美感知取向、艺术生产方式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深沉的隐忧。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剧文化
对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剧文化，我以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思考。
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我们应思考如何投身于中国当下的舞台演艺文化建设。在我看来，我们一是需要一种自觉的、主动的建设态度，二是需要一种青春的、时尚的创新理念，三是需要一种开放的、自由的表达手段，四是需要一种适时的、通畅的产销机制。事实上，上述几点正是音乐剧文化在其发展进程中的所作所为。或许正因为如此，音乐剧在有些发达国家不仅成为文化产业的支柱，更成为当代舞台演艺的新整合、新境界、新标高。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当下演艺“一窝峰”地去打造“山水实景演出”的“印象”，在冲淡演艺文化含量的同时，也冲击着演艺文化的市场。即便是与旅游化相结合，我以为到杭州逛西湖、尝鱼羹、品越剧，到西安游古城、吃泡馍、听秦腔，显然比人为地打造什么“印象”，人为地复活什么“古风”更有“文化”，也更是一种较高的人生追求。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我们应思考如何去建设中国音乐剧的文化品格。首先，应当认识到中国音乐剧文化品格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不短的历史时期。这是因为，中国音乐剧的文化建设，其实是我国在全面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的演艺文化建设；这种演艺文化建设既关涉到审美趣味的迁变又关涉到造美机制的调整。也就是说，它不是单一的演艺产品内容的更新，更是演艺生产方式及其产生链认识的构建。其次，应当认识到中国音乐剧文化品格的形成是一个开放的、融通的历史进程。在这里，应当警觉把这种新演艺文化建设视为某些艺术家的象牙塔艺术以至成为其自以为是的启蒙乃至训示大众的艺术；应当警觉过早地对其艺术形态进行自我闭锁的界定并由此而排斥本土类比演艺样式的合理存在。第三，应当认识到中国音乐剧要在拥抱中国当代社会中去建设自己的文化品格。
在我看来，文化的更新或创新，从来不是文化自身的行为和自足的追求。音乐剧文化为当代中国社会所关注乃至所追随，也可以理解为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文化自觉。作为基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文化自觉，中国音乐剧的文化建设必然要在拥抱中国当代社会中前行。事实上，中国音乐剧文化品格的建设，是包含着价值取向建设的演艺形态建设，是包含着文化功能调整的产销方式调整，更是包含着中国社会发展轨迹的中国文化发展轨迹。我们有理由相信，拥抱着中国当代社会的中国音乐剧文化建设，必将以其特有的文化品格为中国当代社会所拥抱。(题图为音乐剧《蝶》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