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家陈晓明在论述近几十年文学整体特征的时候，以“表意的焦虑”来描述、概括不断变化中的文学现实。我觉得，近些年长篇小说的现状正可以用“表意的焦虑”来形容。实际上，最近七八年长篇小说的创作每年都在一千部以上，数量始终居高不下，但回过头来仔细检视，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能够让人记住的佳作却是
这里的原因，我想大致有这样几点：一是中国作家“创造经典”的情结这些年来始终挥之不去，愈演愈烈，这种写作姿态，使作家对文本写作“存世”的终极性目的满怀向往和充满激情；二是当代作家的写作，自上世纪后期似乎又陷入新的窠臼，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语境的“魔”影。一种无形的“解构之手”对作家的写作意识造成新的制约或限定，对现实、对历史的“颠覆性”叙事成为一时的风尚，而“颠覆”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艺术形态、艺术模式的革命性转变；三是作家对文学创新能力的理解，日渐局限于对小说文体的寄托和巨大期待，以为这是生产、制造经典的最佳通道。这一点，恰恰对中国作家构成了极大的写作压力，正是这种文体追求上的压力，使当代作家在新世纪呈现出普遍性的写作焦虑。
当然，这种焦虑一方面使作家们的文体意识确实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使我们也看到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文体的发展和叙事形态方面的重大变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感到，“文体压力”使得作家刻意在小说的“文体策略”上讲究技术层面的修辞方法，无论何种题材，历史还是现实，都试图赋予其新的、极具个人经验的存在形式和内在意义，从创作主体形而上的种种写作意图出发，制造出看似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镜像。而对于个人经验的强调，使得长篇小说的叙事背景日渐冲淡，有时还不惜“牺牲”故事、细节和人物等小说的基本元素，宏大的、历史的、思想的内涵则消失在文体艺术创新的旗帜之下。这样，文学的功能，就开始以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凸现出来，制造出一场场叙事的狂欢或文体的盛宴。
说到底，中国当代作家已将长篇小说写作视为实现文学写作理想的现实选择，他们满怀豪情地投入其中，不断地进行着叙述方式上的革命。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文体实践的确给当代小说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刘震云、韩少功等作家在他们的《故乡面和花朵》、《马桥词典》中，就已经显示出强烈的文体意识，宣泄式的叙述，结构的新奇和怪异，文体通过语言即叙述的冲动形成了文本整体形态上的极端性。近年来，韩少功的《暗示》，李洱的《遗忘》、《花腔》，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受活》，林白的《妇女闲聊录》等，接二连三地给我们的阅读造成震撼和挑战，并且使现有的文学批评显现出解读和阐释上的尴尬和窘态。一时间，对于这些文本，显然已是用“跨文体写作”、“先锋性”这类话语所无法简单判断的。这些长篇小说文体新的美学品质，甚至对“小说”范畴的界定也产生了质疑性、支配性力量，文学的虚构品质获得进一步的彰显。像韩少功的《暗示》，其反常规的文体不仅让我们怀疑它是否已经越过了小说的边界，而且，其独特的个案性写作，似乎正暗示小说写作新的可能性及其相关的审美经验建立的迫切心态。莫言的《檀香刑》，不仅仍然坚定地保持着他小说文体上一贯的独创性、极端性，而且中国传统的民间说唱文学范式，竟然也成为长篇小说的艺术资源。李洱的《花腔》，则可以说是一场叙述、“说话”的狂欢，其与众不同的形式可谓前所未有。并且，这些作品的不可复制性也显而易见。
这些越来越不“像”小说的小说，其文体意识的强化和对艺术指标的追求，除了带来了部分作品思想性的普遍弱化外，精神性和艺术性的割裂或游离，实验性的操作，已使文学写作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异。尽管作家的个人写作风格和独创性的文体，常常会令我们感到意外和惊喜，但这背后的写作心态的焦灼必然会将文学引向一个相对狭窄的空间和维度。这显然是文体对写作构成的巨大压力的结果。尤其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它显然是一部实验性极强的作品，它通过一个乡村女子对自己见闻、经历的自述、口述，想要表达乡村日常生活秩序和伦理的改变，乡俗文化及其时代的变迁。看上去，这部小说以“后现代的精神”，用一种新的叙述方式颠覆文学以往的常规，以“口述史”取代权威的“文本叙述”，实际上这是以粗鄙化的方式对优雅、经典的文学性的一种瓦解。片断、拆解、还原、感性、情绪、记忆这些元素的被张扬，彻底地打破了传统叙述的话语氛围。在这一点上，《妇女闲聊录》与莫言的《檀香刑》、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李洱的《花腔》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李洱对历史的破解，林白对现实的还原，莫言对民间文化的挖掘与重塑，都试图在文体的变化上寻求支持。我们还注意到，这几部小说都重视和强调话语或语言的“叙述”功能，通过叙述自身的张力，展开对世界和存在的解读和思辨，大有直逼生活本质的感觉，使“真实”再次成为文学应该追求的美学向度。而正是这种对叙述的推崇，也再次直接导致小说结构方式和文体的革命。毋庸置疑，这一次的语言、文体革命，更多的是缘于作家们普遍的现代性焦虑。文体上压力，也必然带来小说形态的变形与失衡，美学价值的偏移，甚至文学表现生活高度上的变化。
其实，内容和形式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现在的情形是，许多作家似乎已将文体形式视为实现艺术突破和创新的重要途径。实在讲，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自“五四”以来发展迄今，我们尚不能说它已经是一种成熟的文类。尤其近十几年来，一些作家的形式探索更是不惜文化传统上的冒险，潜心修炼文体形式的功夫，以期建立对世界新的充满现代性的想象方式，但还是难免流露出“匠气”和偏执的端倪。像《妇女闲聊录》、《檀香刑》等作品已经显现出文体的“坚硬性”，前者用近乎完全的口述“实录”构成，并伴有大量的方言，后者在“视角”上可谓苦心孤诣，营构“叙述的狂欢”，如此说，这些都该算是非常极端和刻意的举动。特别像莫言这样经常给我们带来惊奇和震撼的作家，似乎也在为了某种文体创新，不大能顾及到读者的阅读了。数年以前，作家刘震云就曾表示过“不必太过于迁就读者”的写作立场和姿态，这就形成新的悖论：一方面，文体形式的乖张，的确给叙述带来了活力，因为文体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着一种文学的自觉。而小说写作的“文人化”、“花腔化”、“个人性”，使小说不断越出经典“文学性”的边界，成为一种实验和探索，表明文学写作的自由时代的来临，这样说，文体就已不仅仅是形式的问题，而是作家、作品的精神生长点之一；另一方面，文体尝试在给小说以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被赋予了更大的文学期待与担当。这就意味着文体业已成为一种更高级的文学因素，而文体所依赖的永远是内在的形式创造，像这样“做”出来的形式，无疑等于将其放到了文学的祭坛上面。
不过，文体形式作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最终还是无法取代小说的精神性价值，因此我们说，文体的独立性仍然要依赖小说精神的独特性而存在。大多数中国当代作家需要解决的问题，恐怕还是如何整合个人经验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是作家如何真正地进入一种自由创造的文学精神空间和层面的问题，而文学的丰富性，能否真的能在对文体创造冲动中呈现新的景观和奇迹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我们已在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阎连科的《受活》、苏童的《碧奴》、格非的《人面桃花》等作品中，看到了作家对历史、现实以及人类生活广度和深度的掘进，也感受了他们对长篇小说艺术可能性的可贵探索。从文学史的角度讲，任何时代文学的标高都在于审美价值和艺术创新程度，在于对历史和当下现实生活的穿透力，在于对生活或存在的想象力和个性化的修辞能力，更在于文学叙述的气度和耐心。保留住文学直面现实、超越现实的品质，才是校正时代生活、历史、精神与个性化写作的关键。因此，只有努力寻求一种新的话语模式，在超越性的艺术想象中建立虚构的力量，只有直面语言和生活的质感，回到生活本身，回到灵魂深处，重视对人类精神现状的艺术考证，才能摆脱写作的焦虑，建立起当代长篇小说真正的丰厚与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