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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先贤”被日本利用的背后

2007-09-1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本报驻伊斯兰堡记者周戎 我有话说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上月下旬访问了印度,在印度期间,他除了宣传其“民主自由弧”的大亚洲计划外,还特意拜访了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一位是在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称日本战犯“无罪”的印度法官拉达比诺德・帕尔的长子,另一位是有印度“独立英雄”之称的博斯的后人。安倍的这两次拜访有着很深的政治涵义。

《帕尔判决书》粉饰日本战犯

8月23日,安倍在加尔各答会见了帕尔81岁的长子。在短短20分钟的会见里,安倍多次称“帕尔法官曾给日本国民以很大勇气,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表现出‘高贵的勇气’,至今赢得许多日本人的尊敬。”还说,“您父亲是构筑日印关系基础的重要人士。”帕尔的儿子则回忆起1966年随父亲访日时,受到安倍首相的外祖父、当时已卸任4年的日本前首相岸信介会见时的场景,并把自己与岸信介的合影送给了安倍。此前,安倍在印度议会发表演讲时曾对帕尔大加赞许。

拉达比诺德・帕尔早年曾在当时英属印度的加尔各答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专业,旋即留校教书,后被英印当局任命为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的法官。其实帕尔本人对国际法也是一知半解,只是通过自学,在当时尚不成熟的英属印度国际法学界有了一些名气。

1946年,参加对日作战的远东主要盟国为了审判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该法庭共有11名大法官,帕尔代表英属印度出任大法官。当时中方代表是检察官向哲浚、法官梅汝?和首席顾问倪征,他们是当时中国国际法的“三杰”。

在庭审中,帕尔似乎不是在审判罪犯,而是在论证法庭本身的“不合法性”和审判的“不公正性”,甚至发出“侵略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对其负责的应该是国家而非个人”的奇谈怪论。帕尔还认为对包括东条英机和岸信介等25名甲级战犯犯有“破坏和平罪”与“反人道罪”的指控,在当时的国际法中并不存在,不能在战争发生之后再“罗列罪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审讯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时,帕尔提出强烈的反证,声称对岸信介的审讯是列强的打击报复,使得曾在伪满洲国担任实业部次长的岸信介被判无罪,并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成为日本首相。这大概也是作为外孙的安倍首相对帕尔后人“特别有感情”的缘由。当时,帕尔为证明自己的结论,还写下了十几万字的意见书。但他的意见遭到其他国际大法官的坚决反对,其意见书也曾被禁止公开发行。

帕尔的“战犯无罪论”得到一部分试图为军国主义招魂的日本好战分子和日本右翼分子的吹捧和“拥戴”,一些人以《帕尔判决书》为根据,拼命否认“东京审判”的正义性,把“判决书”作为日本战犯逃避战争责任、歪曲历史的救命稻草,许多日本国内为侵略战争翻案的逆流都是以该判决书为依据的。

为了表示日本一些人的敬意,1966年,在时任首相佐藤荣作的默认下,应岸信介的邀请,帕尔以“英雄”的身份第四次访问日本,日本右翼势力简直把帕尔捧上了天,当时的日本天皇裕仁还授予帕尔一等勋章。2005年6月,祭祀有14名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还专门立起一个帕尔的“表彰碑”,其半身塑像就立在靖国神社游就馆的门前。目的是要日本永远记住,当时的东京审判并非“全球一致”。

帕尔“并非故意”

其实,日本一些势力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对《帕尔判决书》断章取义。帕尔主要是从“法理”层面质疑有罪判决,并非要将日本的战争罪行合法化。《帕尔判决书》指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虐行为有“压倒性的证据”。日本电视台NHK新近制作的一档电视节目称,东京大审判是二战后继纽伦堡大审判后的又一次对法西斯战争和战犯的重要审判。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主要追究的是日本策划并有计划地对中国和东南亚发动战争,从而犯下了破坏和平和违反人道的罪行。但帕尔法官则认为,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是二战结束之后制定的法律,所以不能用来去追究、惩处这些法律之前的行为。该节目也承认,虽然东京大审判已过去60多年了,但在日本国内,围绕这一审判的争论仍在继续,对帕尔法官作出“全体被告无罪”的判决,也有人将其解释为这是“把日本的战争正当化的主张”。所以节目的制作者希望通过广泛收集、挖掘各种资料,弄清此前不为人所知的历史事实,揭示帕尔法官的真实内心以及他判决“全体被告无罪”的背景。

NHK电视台的这一节目立即在日本民众中引发不同反响。一个名为“散步生活”的知名博客上登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帕尔的真实想法绝不是日本无罪”。作者在文中指出,首先,纽伦堡审判已在适用法律和判决标准上形成了判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东京审判理应加以遵循;其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团中有不同意见实属正常,帕尔法官的意见毕竟只代表一个法官的意见,他是依照自己的法律原则作出了独自的判决,并无可厚非;第三,也是更重要的,帕尔的判决其实是源自于其对暴力根深蒂固的憎恶。帕尔法官从未认为日本在战争中的暴戾行为是正确的,他强烈批判和指责了日本军队让战俘作“死亡行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

文章还指出,帕尔对推崇“非暴力主义”的印度“圣雄”甘地十分敬仰,他的真实内心想法是在呼吁摒弃暴力和战争、并将此作为首要信条。安倍此次拜访帕尔的后人,硬要给帕尔一个反人类形象,即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倒行逆施,掩饰其杀戮亚洲人民的罪行,否定日本的战争责任,实际上是扭曲了帕尔法官坚持司法原则的形象,恐怕连帕尔自己都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后几十年还充当了别人的工具。

也有人认为,帕尔法官对欧美国家的殖民统治十分厌恶,因此他对向欧美挑战的日本抱有同情,特别是对日本与在印度的英国军队作战心存感激,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那么他当时的审判立场并不中立,因此对日本战犯的开恩判决恐怕就与其个人的价值观有关联了。

印度知名学者南迪教授曾对帕尔法官做过专题研究,并多次到日本访问。他认为,帕尔是一个有着局限性的法官。他在国际法庭上的表现要考虑到二战时期印度独特的局势和帕尔自己的思想发展轨迹。韩国《朝鲜日报》发表题为《日本甚至跑到印度“喊冤”》的社论说,安倍不辞劳苦,跑到印度“拥抱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视为英雄的一名法官的后人”,目的是“宣扬甲级战犯无罪”。也有一些舆论指出,“东京审判”没有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思潮,不少日本战犯当年被从宽处理,逃脱了应有的惩罚;正是因为当年对日本战犯太宽容,留下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企图翻案的隐患。其实美国对安倍的做法亦表担忧。据报道,美国国会最近通过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决议案,实际上就是对日本企图复活军国主义势力发出的警告。美国当时是东京战犯审判的主角,如果极力否定东京大审判,实际上也将会最终否定太平洋战争和美国战后对日本的占领,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

何为博斯的“独立运动”

安倍在加尔各答会见帕尔后人后,还“拨冗”会晤了有印度“独立英雄”之称的博斯的后人。那么博斯又是何许人呢?

二战前,英属印度的版图已达到近500万平方公里,近四亿人口。东起泰国、西达伊朗,今天的缅甸、印度、孟加拉和巴基斯坦当时都属英属印度管辖。整个英属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持续高涨,当时两大民族独立运动的代表人物是印度国父甘地和巴基斯坦国父真纳,而博斯虽然也有名气,但主要是他主张对英国通过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来赢得独立,因此响应者并不太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先后对英国和美国宣战。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短短六个月,日本就控制了整个东南亚,占领了缅甸,甚至逼近印度东北部的边境城市英帕尔。驻缅英军全线溃退,日本入侵东南亚的兵团已经打到印度门口,而当时印度本土仍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英国仍有45万大军常驻印度,以制止印度独立。一些印度人为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向日本寻求帮助,博斯就是在日本帮助下组建了“印度民族军”。

博斯深信,只要日本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印度,那么英军将不堪一击,土崩瓦解。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博斯觉得借重日军可以加快印度的独立进程,因此,他担任了“印度民族军”的总指挥,甚至还组成了临时政府,博斯本人一方面与纳粹德国暗送秋波,一方面与日本军界过从甚密,试图借助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的力量完成印度独立大业。

博斯在投靠日本后,时任首相的东条英机亲自对博斯进行过指导,并帮助他训练“印度民族军”。1945年,随着日本法西斯的覆灭,博斯的这支武装也消散了。在当时,印度社会的主流思想是先打倒法西斯,再寻求独立,印度为此曾派遣200万军人服役于英军,在地中海、北非和东南亚战场,到处都有英印联军作战的影子。依靠法西斯支持争取独立的“运动”在印度始终不占主流。

一直以来,从“白人殖民者”手中“解放”亚洲殖民地,是日本右翼势力为其在亚洲侵略罪行辩护的一大理由,一些人甚至把印度独立的功劳揽到日本身上,其实在东条英机等人推进“大东亚共荣圈”中,印度是重要一环,日本支持所谓印度独立,实际上是要把印度“独立运动”的领袖当作傀儡政权来扶持,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菲律宾、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当时称荷兰属东印度)也都是这么干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场景。

图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1名大法官,后排左一为帕尔,前排右二为梅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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