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国学家钱穆先生有一句名言：“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
历史对一个民族来说为什么重要？历史是一种有用的经验和智慧，它不光可以借来知兴替，不光可以为执政者分析形势，制定策
在中国，没有哪一个时候，像近些年这样，中国人对于自己历史的关注热情如此高涨。在这个高潮到来之前，有一个人和他的一些书，先已成为这股大潮的有力推助者存在。那就是黄仁宇以及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大历史不会萎缩》……等等影响广泛的论著。
在2008年也就是黄仁宇九十诞辰即将到来之前，九州出版社将他零散于各处的著述加以编辑汇总，推出了《黄仁宇全集》。这应该是对黄仁宇先生的一种有着特别意义的纪念，同时，我们可以把这部全集看作是黄仁宇先生对广大史学读者的最后的总集的奉献。对于中国的史学研读的普及化，这部全集也还会起着它特有的积极作用。
这部全集共分十四卷，主要包括了黄仁宇的史学论著、历史小说、通讯报道、随笔和个人传记等。通过全集的形式，一个人的经历和中国大历史的交融关系在此完整地跃然纸上，而它的内容包含着丰富宽广的历史叙述的价值。正如有评论所言：“今日在世的历史学家，大概没有一个人在进入学院大墙前积累有那样深厚的底层经历，也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这些经历为资源，在大墙内别开生面，创获那样多而且独特的学术成果。”
在黄仁宇的生前身后，他的著作一直被人们关注、议论着。赞誉褒扬有之，贬毁批评有之，甚至形成鲜明的对垒。
关于“黄仁宇现象”的各种评说，大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黄仁宇的著述所引起的阅读震撼和热潮，使人们公认他是值得学界重视和学习的写作楷模。这一点，已经得到评价中不同意见各方普遍的认同。评论者中对于黄氏的写作风格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不乏高度赞赏者。如美国文学家厄卜代克说，《万历十五年》将“往事与现实纠结在一起，尽管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在台湾，有学者将黄仁宇放入中国古代和西方20世纪80年代史学书写方式的变迁中去比较考察，从中探索黄氏写作与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学者将黄氏著作与18世纪西方理性主义史学经典作品，如休谟的《英国史》和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相提并论，这些史学家恪守“以史事阐明哲理”的信条，“让史书充满叙述之美”，《万历十五年》虽然在卷帙上不能与这两书相比，但“其铺陈布局、娓娓道来的本事却不遑多让”。有人慨叹：“黄仁宇说故事的本领，仍使今日绝大多数职业史学家无法望其项背。而这仍然是令人遗憾的现象。”在内地，有史学专家也发出同样的感慨，认为史学界远离大众的阅读渴求，不能努力提供普及力强的著述，一方面使随意编纂的低水平的历史书充斥于肆，另一方面是史学界本来应担当责任，把优质的历史读物提供给大众，却很少人去做这样的事情。
围绕黄氏治学方法及其观点，也引发了许多讨论。关于讨论的内容，不能在此展开介绍，而我想说的是，尽管黄仁宇的学术建树在一些历史专业者看来还不够高，并且因为存在某些不足而引起诸种批评，但是这些却并不能否定他依旧是一位富有创造力、富有贡献的历史学家。我想，黄仁宇先生对于我们，有着两个重大的借鉴之处。一个是他的学术叙述方法，值得学习和效法；另一个就是他的学术内容，其在明朝历史方面的研究以及超越明史在更广领域的探索，都有不可取代的学术价值。我同意一位学者的观点：不论他在治学中存在多少疏失，而能够引起关注讨论，那么他本身就成为把学术引向深入发展的某种起点或切入点，这也就是他的另一种特别的贡献所在。
应该说，关于黄仁宇学术内容的讨论，如果立意切当，那么是可以蕴含重要学术价值的。例如，他的重综合轻分析的治史方法，本身反映着史学领域综合派与分析派的重大分歧；他的大历史观中唯技术研判去道德评价的治史主张，本身就是对另一种不恰当的泛道德主义历史观的有些过头的反驳，而这些依然是历史哲学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关于历史研究中道德评价的地位与作用，似还没有达到一种基本理论和方法上的统一见识。那么，若能以黄仁宇的著述为一种比较典型的学术资源，就此深入研究，并推动了学术的进展，不正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吗？
《黄仁宇全集》 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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