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近日联合举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首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研讨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唐龙，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常务副主任卢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刘牧雨，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张庆出席会议。有
本次研讨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系列研讨会的第二届，其宗旨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北京市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实施好市“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探讨新形势下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问题。
会上，专家学者们提出以下观点：
一、转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是实现北京新发展的关键。
北京如何实现新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杨开忠认为，适合首都特点的科学发展方式是实现北京新发展的关键。以科学发展方式实现北京的新发展，从整体上来看必须放弃以低廉的劳动和自然资源、环境服务驱动发展的方式，也必须放弃主要依靠规模报酬递增驱动发展的方式，而要建立起一个“新”字为核心的发展方式，即以新产品、新技术、新方法、新企业或者说创新创意创业驱动发展。以创新创意创业驱动为中心的科学发展方式实现新发展，应进一步采取若干战略对策:进一步建立健全全面、协调、活力的创新创意创业体制；实施输出市场导向的创新创意创业战略；树立以高科技产业、金融和生产性服务业、社会服务业、文化产业为主导指向的创新创意创业驱动战略；实施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创新创意创业战略；实施社会发展型创新创意创业战略；实施双重多中心网络型创新创意创业战略。
二、抓住新机遇，大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赵弘提出，全球生产服务业已经呈现出产业分工精细化、内部结构高级化、要素投入知识化、资源配置全球化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已经进入了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的阶段，其特点是：产业发展强劲，巨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基础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依托和支撑；新业态不断产生，成为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新增长点；创新能力增强，推动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提升；承接服务外包，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国际化趋势明显。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势领域为金融业、商务服务业、会展业、软件及信息服务业。北京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必须：加强对生产性服务业行业研究；产业发展上，在加快原有业态的同时重点培育新业态；空间发展上，重点打造特色产业聚集区；发展总部经济，创造强大需求，实现总部经济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良性互动发展；承接与转移――抓住国际服务外包新机遇。
也有专家提出北京应当发展两类生产性服务业：具备资源优势，有很大发展空间的行业；以及具备一定资源优势，但面临强大竞争压力，需要进行发展思路调整的行业。北京应采取培育对生产性服务的市场需求，提高生产性服务供给的规模和质量，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优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等手段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三、建立四缸驱动模式推进北京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人佶提出，根据北京市的情况应当重点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北京市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北京市对生产性服务业给予了有力的政策性扶持，有了很大的发展。但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不容乐观，还存在很多问题。北京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模式应当是资金、人才、技术与信息的四缸驱动型：大力发展专业化金融服务业；大力发展人才培养服务；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服务；大力发展现代信息服务业。
四、政府主导的、为企业服务的自主创新平台是推动首都经济发展的新支点。
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北方交通大学电气学院教授汪至中认为，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以政府力量支持的，为企业服务的科技创新公共平台成为各类企业产生新知识产权、专有技术和无形资产获利的一个重要途径。过去我们在支持国内企业的知识创新、科技创新时也建设了一些行业性的公共实验平台，但往往挂靠在企业下面，无法发挥公共服务的作用。创新公共平台的建设和管理模式亟待更新。问题的焦点集中在由谁来建，谁来管和怎么管上。建立自主创新公共平台主要是政府为企业服务，从促进首都经济建设为目的。在企业间竞争和技术壁垒并存的现实面前，产学研联合体加上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应是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
五、综合调控，循序渐进，实现北京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相互协调。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冯晓英提出，北京人口规模高速扩张导致的资源、环境失调已经成为困扰首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第一难题，而人口问题找不到解决出路，就难谈经济上的“又好又快”。人口规模调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不要急于求成，而应着眼于综合调控。调控人口规模、打击违法行为、保护合法权益“三位一体”，走出人口规模调控、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彼此脱节，互不匹配的被动局面。人口规模调控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落实上下功夫：一是以社区服务为突破口，提高传统服务业品质，降低“三低”市场比重；二是加强出租房屋合作治理，从源头调控人口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