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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学与和谐文化的构建

2007-11-23 来源:光明日报  我有话说

近代以来,文学对于社会观念、社会文化的建构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安德森在作了系统地研究后甚至说文学对于深刻影响当下世界格局的现代民族观念的形成与建构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36页)。或许正是意识到文学在社会观念建构上能够起到

的重大作用,梁启超才写出了那篇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说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之所以如此推重在当时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看中了当时小说作为草根艺术所特有的大众化、通俗化特点。因为要传达新的观念,所以,传达观念所用的载体必须是大众的,是能够为大多数群众所乐意接受的。这样,原本属于草根艺术的小说在这时突然就承担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使命。而之后的历史也确如梁启超所言,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小说的确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特别重视文学的国度。魏晋之际,作为皇帝的曹丕就曾经发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评价。所以,在中国,在建构一个时期的文化观念、社会风尚的时候,文学往往能够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十七年”时期,一批红色经典曾经对共和国的历史进行了合理化建构,为建构当时的社会主义文化理念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果没有文学的推波助澜,我们很难想象改革开放政策会在中国顺利地进行。考察既往时期文学在社会观念建构上起到的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当下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在当下我国和谐文化的构造过程中,文学应该起到重要的作用。换言之,在当代中国,要建构出符合时代特色的和谐文化,要让更多的公众接受、理解和谐文化的理念,最好的方法就是寻找一个良好的文化载体,借助这个文化载体,向所有的受众传达和谐文化的理念,从而最终达到和谐文化建构的目的。

在当代中国,能够承担这样一种文化载体功能的文学是大众文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内部的分化开始剧烈进行。就目前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其实已经主要分化成了两大块,即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其中,某些精英文学已经失去了承担建构和谐文化重担的可能性,在今天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了一种圈子文学,成为了精英文学从业者内部的一种智力游戏。它所关心的不是普通群众的喜怒哀乐,而是对于某些本体性问题的认知,它所遵从的审美趣味也不再是大众化和通俗化,而是对未知的、新的审美手法的不断探索。这样的精英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贵族化的文学。它的书写、阅读都需要经受专业的训练。这样的限制,使得精英文学就失去了小说原本具有的草根艺术的特性,开始远离大众。由于其对大众的背离,使得精英文学已经失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纯文学在民间的号召力。这样的文学,最大的价值在于探求文学本身的艺术规律,已经没有能力再去承担影响大众的功能。相反,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提供的良好的文化氛围,在“十七年”时期备受压抑的大众文学、通俗文学则开始勃兴。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进展,大众文学越来越体现出了其适合市场经济的一面,在当代中国大众阅读市场,越来越取代传统的精英文学,成为普通大众的首选。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重提文学应该承担建构社会文化观念功能的时候,这个文学,也只能是大众文学了。

当代大众文学是高度商业化的文学,而商业化要求本身就限定了大众文学的草根性:它必须是符合大众的文化审美趣味的,否则就无法实现经济利益。这样,大众文学的创作,更多考虑的就是文学的普及性与通俗性――它只有让自己通俗易懂,才能够获得大众的认可。这样,大众文学无论从审美趣味还是思想表达层面,都具有着贴近大众的特点。从审美层面来说,大众文学的创作者从来没有制造美学震惊和挑战大众审美趣味的冲动。制造挑战大众的美学震惊只能堵塞其自身的销路,这对于靠市场生存的大众文学来说无异于自掘坟墓。事实上,大众文学创作在审美趣味上的一个重要准则就是迎合大众,根据大众的审美趣味去创作相关的东西。这样创作的结果固然使得大众文学失去了美学创新的可能,但是美学创新本身也不是大众文学的追求,而且,正是这样的大众化的审美趣味为它赢得了相当的受众,成为在民间最具有生命力的文学样式。从思想层面来说,大众文学也无意去探求世界的本真,它所关注的,只是普通民众、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以及种种的人间情感、悲欢离合。这样的书写理念当然会使得文本具有平面化、无深度的缺点,但是,恰好这种无深度,又让它带有了符合大众思维的草根性:因为就普通大众来说,他们也无意探究世界的本质,而只是想借助文学这个东西抒发自己的情感,缓解生活的压力,或者打发生活的无聊,而大众文学的直白的、日常化的生活、情感的表达,正好切合了大多数读者的阅读需求。可以说,大众文学作为一种商业化文学,其追求市场效益的特性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文化贵族,决定了其草根的特性。这样,随着市场的开放,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大众文学越来越成为填充大众日常阅读的重要文本。从这个意义而言,大众文学在充当和谐文化载体方面,具有天然的合适性。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文学并不是天然的和谐文化的伴生物。事实上,二者还存在尖锐的冲突。和谐文化是一种蕴涵了社会主义价值指向的富有内部生产能力的向善、向美的文化,它内在地蕴涵人性、人文、人本的价值取向,张扬的是一种优秀的道德文化。它通过讴歌真善美、谴责假丑恶等手段来强化人们的社会公德意识,在全社会培育出讲正气、守信用、促进和谐的良好风尚,形成健康的人际关系。总之,和谐文化是一种具有生产性的、向善的文化,是推广社会的优秀道德风尚的。而大众文学作为商业化的文学,固然一方面具有天然的草根性,这使得其具有普及化、大众化的特点,但是,另一方面,大众文学的商业性,也会使其带有反和谐文化的因子。阿多诺曾经对大众文化进行过犀利的批判,他指出大众文化的生产由于受到商业的支配,直接导致了文化丧失了批评作用,而成为了社会的结合体。同时,由于文化的对象对文化并不提出创新要求,而是让文化来为他服务,这样,文化就成了消遣的一部分,这就直接导致了文化的单质化与一体化,而且直接影响了社会思想上的停滞。大众文学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从阿多诺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和认知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大众文学中蕴涵的反和谐文化的因子。和谐文化应该是一种积极而富有生机的文化,是具有内部创新能力的文化,它是要促进社会思想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这些都和大众文学的单质化、一体化构成了天然的冲突。

总之,当代和谐文化的构建是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发展与和谐的重要举措。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为这个主题服务。大众文学因其天然的草根性使它具有庞大的受众,这决定了它可以成为负载和谐文化的重要载体,但是其本身固有的单质化、一体化的文化特点又会导致社会思想的停滞,构成对和谐文化建设的反动。如何有效地利用大众文学的普及性,同时又有效地消除其蕴涵的消极因素,应该成为我们和谐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思考方向。(执笔人:张鸿声刘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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