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狂雪》后，王久辛近期又创作了《致大海》和《大地夯歌》两首长诗，前者体现了诗人在现实社会中救赎民族精神的勇气和理性，以期重铸民族信仰，后者则是诗人在历史的体认中对民族理想和信仰的认同和传承，显示出他对诗歌人文精神的张扬和建构。
追求民族理想和精神信仰，是王久辛诗歌人文精神的主线。王
王久辛对历史和民族传统有强烈的认同感，其诗歌在承传传统人文精神中显示出前瞻性和启发性。我们的生活随着科技文明的进程改善了，但不少人却因为“灵魂”的丢失、理想的泯灭而无法期待未来。诗人在《大地夯歌》中表达了对现实社会人文精神的忧虑：“如果前进的时代没有灵魂/我们该怎样来面对希望/如果提高的素质没有理想/我们又该怎样来期待未来”？对社会信仰和民族理想沦丧的忧思，必然会启发更多的人去关注和思考时代病症，诗人应在体验时代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出净化社会和人心的作品，引导民族精神朝着健康明朗的方向发展。王久辛渴望“疗救”现实的良苦用心在他的诗行中得到了体现，他坚信人民在“厚土沃野的稼禾庄园”中“冶炼”出来的文明，能够穿越五千年历史的隧道而不断地传承和丰富，在这种文明中衍生出来的中华民族精神，不会被商业浪潮吞噬。因此，《致大海》是一部具有前瞻性的长诗，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和时代责任，启示了诗歌精神“重建”的路向。他呼吁诗人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像裴多菲、拜伦、莱蒙托夫那样，为自己的民族和人民而写作，形成一股强大的催人觉醒和奋进的“和声”，推动民族的复兴。
对国内外历史的认知和对优秀文化的吸纳，赋予了王久辛诗歌深厚的人文内涵。对历史传统和文化现状的怀疑甚至解构，是造成新诗精神危机的根源，但如果没有厚重的文化根基和重建新诗精神的理想，这种怀疑和解构实质上是一种毁坏，势必造成诗歌精神体系的紊乱和平面化。当前，很多诗歌呈现出琐碎化和平庸化的趋势，商业化语境确立的价值观念使许多诗人开始从“沉重”的社会负荷中突围出来，主要关注物化人的生存现状，张扬自然人的本能欲求，将诗歌与宏大的社会生活现场割裂开来，“身体”乃至“下半身”成为诗人乐此不疲的表现对象，这类作品已经突破了应有的精神底线，哪还有文化内涵可言呢？王久辛诗歌精神的文化内涵是对纯商业写作的反拨，他认为有责任感的诗人应该在提升文化和道德修养的同时坚守人文精神，而传统的文化审美理念，无疑为营造诗歌精神的文化内涵构筑了坚实的平台。不管是《致大海》还是《大地夯歌》，都用充满历史和文化厚度的语言，替代了“个人化写作”的试验性话语，用充满民族文化精神的情感，替代了“私人化写作”的欲望宣泄。这种人文精神除了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外，也与诗人对外国文化和艺术经验的内化分不开，比如《致大海》中，诗人引用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表达他对民族理想和信仰的坚守；在艺术上借鉴了惠特曼《船长啊，我的船长》的创作技巧；在文化上采用了西方文化元典《圣经》中的典故等等。诗人以民间的“夯歌”体为引线，阅读了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以及《欧洲史》、《美国文化史》等书籍后，加上自己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最终创作出了《大地夯歌》这样厚重的作品。
这样的诗歌，这样的人文精神，正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十分需要的、也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力量资源。在当前“热闹”的个人化写作语境中，在大量诗歌精神委顿甚至消褪的情况下，王久辛诗歌的精神意趣和创作主旨值得认真品鉴和推广。它的意义所在，不仅仅是在历史与现实间张扬诗歌的人文精神，更是对当前乃至今后新诗创作路向的开启和拓展，将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