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了纪念高考恢复30周年,从今年初开始,各种报道、征文、问卷调查、学术研讨活动层出不穷。对于恢复高考的意义有不同评价,您的看法是?
刘海峰:绝大多数人都充分肯定恢复高考的历史意义,但也有个别学者对恢复高考评价颇低,他们认为:恢复高考不过是恢复了文革前的老办法而已,是一次“没有完成的拨乱反正
我认为,这实在是对历史的苛求。我们应历史地评价1977年的恢复高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主导的这一决策,其难度和阻力远远比后来在教育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大得多,所需要的魄力、勇气、智慧,也要大得多,其历史意义当然也重要得多。
恢复高考不仅提升了高等教育质量,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走上健康的轨道,而且在中国社会由乱而治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高考是在“两个凡是”还没有被打破的情况下恢复的,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成为扭转“左”的思想、破除“两个凡是”,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突出典型,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
记者:前一段学者提出不少高考改革方案,您是如何看待这些方案的?
刘海峰:目前各方面提出的详略不同的高考改革方案已有十几种,但是真正切实可行的方案却很少。提出“应该如何如何”之类的理念和原则不难,提出如何实施的具体办法却很难;提出一个符合教育原理的高考改革方案容易,提出一个既有创意又具有可行性的高考改革方案谈何容易。一旦付诸实验或试行,许多看似有道理的方案便显出太理想化的问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些方案中不少都曾经实验过。例如高考报名社会化的做法,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并于1998年就试验过,后来无疾而终。方案提出者的动机是,借此减轻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但这无异于用纸包火。因为不论在哪报名,任何中学都会毫不费力地知道,本校当年的高考升学率是多少,多少人考上了一流校、重点校。现在的研究生考试实行的就是社会报名,而哪一所高校、哪一个年级、哪一个班会无法统计研究生的录取情况呢?这一研究成果去年12月发表在权威的教育研究刊物上,相关学术刊物做了转载。
还有诸如高考的存废问题、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问题等等,这些公开发表的理论成果、试验成果不可谓不丰富,在各种有关的学术刊物或网站很容易查到。要想真正为高考改革提供有价值、有新意的参考方案,就得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研究建立在对招生考试历史与现实充分的了解的基础之上。
记者:作为国家高考改革课题组的领军人,能介绍一下你们2007年的成果吗?
刘海峰:我们推出了一套《高考改革研究丛书》。这套丛书由10本著作构成,有我自己写的《高考改革的理论思考》,还有罗立祝著《高校招生考试政策研究》、覃红霞著《高校招生考试法治研究》、李立峰著《中国高校招生考试中的区域公平问题》、刘清华著《高考与教育教学的关系研究》、唐滢著《美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等。
在评价高考时,重要的是应全面和客观,这是我们推出《高考改革研究丛书》的主旨。
记者:您认为未来高考改革应该如何进行?
刘海峰:虽然高考导致应试教育的问题确实很大,但因为它具有公平、高效和有可比性的优点,因此总的来看是一个利大于弊,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招生考试制度。我认为,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还应坚持高考,改革高考。目前教育主管部门和许多省市在积极探索各种高考改革模式,其中有不少是值得期待的有益尝试。例如,一些研究型大学自主招生的改革试点,还有上海和北京部分高职院校自行举办的招考,都取得了一定的经验。目前中国的高考改革方向应是由统一向多样化发展。当前,应稳住中间大部分高校的招生,放开两头(国内一流高校和大专高职)的招考实验。另外,应该深化考试内容改革,以及录取模式的改革。要最终建立起政府宏观指导、调控,高校自主招生、自我约束,社会有效监督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还需要认真研究,稳扎稳打,逐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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