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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晚清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01-0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永春 我有话说

由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主办,湘潭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双峰县曾国藩故居管理所协办的“曾国藩与晚清中国”学术研讨会不久前在湖南省湘潭市举行。50多位来自不同省区的近代史研究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围绕着“曾国藩与晚清中国”这一主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一、曾

国藩的思想与活动研究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对晚清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会者就曾国藩一生的活动与思想、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等展开了讨论。耿云志认为,曾国藩启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崛起也和曾国藩密切关联。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人格教育,曾国藩信奉儒家思想,在修养上身体力行,他的人格力量极具感召力,影响也非常深远,少年毛泽东就深受其影响。谢俊美探讨了咸同年间曾国藩在“借夷助剿”、夷商代运南漕、派人购买美国机器创办江南机器局、办理天津教案等涉外活动中的表现,指出在严重的内忧外患而大多数士大夫沉湎于义理考据之时,曾国藩独立时代潮流,把握风云际会,并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之学,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开展自强新政运动,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风云人物。姜涛重点阐述了《讨粤匪檄》的问题,认为它对清廷来说是一篇政治上正确的文章,在写作上也很有影响,但是其中涉及到太平天国的很多具体问题与事实不符(比如太平天国的粮食供应问题)。如果说《天朝田亩制度》虽有很多地方不能实施,但它仍充满朝气,能代表一个时代的要求;而《讨粤匪檄》则是一篇落后的东西,事实上也没能起到动员整个湖南士民对抗太平天国的作用,因此,对《讨粤匪檄》应放到当时的真实背景下去看待。王晓天、王继平、郑大华等人共同探讨了湘军对近代湖南的巨大影响,指出湘军走出湖南把湖南和外界联系了起来,湖南近现代历史上的三大人才群体都与湘军有着密切联系。曾国藩与同时代人物的关系,尤其是作为湘军和太平军敌对双方领袖人物的曾国藩与洪秀全的比较,也是讨论的中心话题。崔之清指出,曾国藩与洪秀全都对当时以及后世有重要的影响。具体地说,曾与洪有着共同的文化认同,但其表现形式不同,曾国藩是理学的代表,以理学治国平天下,洪秀全创拜上帝教,却仍需从原始儒学如《周礼》中寻找武器。何晓明着重探讨曾国藩和洪秀全的共同文化特征,指出两人同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他们在政治、军事方面是拼死相争的对手,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又同为中西文化大交汇初期(19世纪50、6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洪秀全以开放的文化襟怀和无畏的创造精神,开启了在意识形态层面吸纳西学之先河,将西方人的精神偶像――上帝中国化、革命化、世俗化。而曾国藩是从“务实”、“力行”的意义层面去理解西方文化的长处,办洋务,图自强,实际上开启了近代中国在物质层面实行现代化的步伐。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曾国藩与薛福成、郭嵩焘等人的交谊及其对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影响。谢放教授重新审视了曾国藩的自强观,认为以往学术界对曾国藩及“洋务派”的自强观的研究虽多,但对“自强”涵义的演变及时人议论“自强”的语境似有所忽略。指出“洋务”与“自强”的涵义在同光之际便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于“治外”,后者则侧重于“治内”。曾国藩继承了魏源“以治内而治外”的“自修自强”路径,主张从“制器、学技、操兵”入手,仿西人之意而精通其法,不求近效,铢积寸累,逐步实现自强并付之实践。虽然他在对外交涉中委曲求全以力维和局,但意在通过自强来“期永久之利”,“收远大之效”。其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尤其是倡导翻译西书、派遣留学生等举措,其成效在当时虽不能立竿见影,但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郭汉民论析了曾国藩的军事改革思想,指出他的军事改革是在深刻认识了旧体制弊端的基础上进行的,大量吸收了前人的精兵思想和戚继光的军事理论,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创新。在改革过程中,他采取了一种不争论的态度,瞄准改革的目标,坚定不移地实力奉行,保证了改革的最终成功。薛学共探讨了曾国藩的军事哲学思想,认为其思想是对中国军事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湖湘军事文化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还有学者讨论了曾国藩在晚清海军技术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曾国藩先后建立安庆军械所和江南制造局,重视人才培养,倡导建立翻译馆,建成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和第一艘军舰,首开近代海军技术发展的先河。李育民讨论了曾国藩的礼学思想,指出曾国藩深受传统礼学的影响,不赞成把礼仅仅看作礼节、仪式,而认为礼是修齐治平的根本,是一种最高准则,旨在恢复被农民起义打破的统治秩序。曾国藩将礼作为治学的归结,因此找到了融合汉宋两家的路径;他的变通思想也来源于礼,这为近代文化的融合提供了途径。

二、如何深化曾国藩研究

在讨论中,不少学者就如何深化曾国藩研究谈了自己的看法,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谢俊美认为,深化曾国藩研究首先要解决一个视角问题,要突破仅仅把曾国藩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研究的角度,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曾国藩的外交思想、政治制度思想的研究。郑大华指出,目前近代史研究领域存在两大弊病:一是先戴帽子,后找资料;二是结果性研究,以结果推论过程。这两大弊病在曾国藩研究中同样存在。他建议,曾国藩的研究不要先定性,要多做过程性研究,拓展研究领域,注意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王晓天建议加强湘军经济活动和影响的研究,全面展示湘军在近代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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