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学校没有今天这样沉重的“升学率”压力，教与学双方都较为舒展从容。我以为，这正是培养人才的健康的生态环境。
从高小开始，我就住在母亲工作的单位湖北省图书馆。那时，除上学外，我整天泡在图书馆阅览室里，竟一直不知一箭之隔的是华师一附中及其前身工
1957年春天，我正在实验中学念初三下。某个星期天，“省图”的一位子弟把我从阅览室拉出来，说“不要枉对春光”。于是，我们二人先逛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大），觉得校园平平。接着来到一个有四百米跑道的运动场，周边红房绿树环绕，颇为赏心悦目。他告诉我：这是工农速成中学和华师一附中。面对眼前美景，我对自己的耳目闭塞顿觉惭愧：竟然不知身边有这样一所出色的中学，由此，我决定高中转考这所学校。
就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而言，华师一附中不像实验中学那样有一批名闻三镇的教师，但这里的老师水平整齐，教学认真，学校已开始形成深厚朴实、积极进取的校风。那时的学校没有今天这样沉重的“升学率”压力，教与学双方都较为舒展从容。我以为，这正是培养人才的健康的生态环境。在华师一附中求学的高中三年里，课内复习和练习、课外自习时间绰绰有余。于是，我便有时间大量阅读中外名著。《水浒》、《三国》、《红楼梦》、《西游记》、《镜花缘》以及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诸名作，都是这几年间阅读或重读的。少年时代是记忆与领悟的最佳时期，至今我能鲜明如昨地忆起莎士比亚笔下李尔王的悲壮、奥赛罗的执著、哈姆雷特的渊思；至于屠格涅夫描绘的林中狩猎，托尔斯泰铺陈的俄法战争场景，陀思妥耶夫斯基抒写的彼得堡白夜，巴尔扎克精工细描的巴黎上流社会，狄更斯刻画的阴暗的伦敦下层，也都历历在目。尽管以后很少重读这些大师的作品，但早年从文学名著获得的对中西文化的体悟，颇有益于后来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尤其有助于中西比较的展开。如果当年我一味固守在课本之内，其知识结构的偏狭便可想而知了。每念及此，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母校的感谢之情便油然而生。
华师一附中老师们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们一般都不太硬扣教条，不强令学生按“标准答案”死记硬背。高中时我的语文课和历史课学习从不在背诵条条款款上下工夫，考试答卷时每有自己的发挥。而语文老师李基姚、陈端等先生，以及教过我的历史老师自是给以高分，而且多次把它们作为范本在班上宣讲。我的作文，喜欢自由命题，有感而发，李基姚老师、陈端老师不仅从未指谪，而且一再扬谕。这些对我当然是一种鼓励。试想：如果当年老师们全然按“机械化”方式引导学生死背标准答案，以应付考试，我可能成为另一类人，不太可能走上富于创造性思维的学术研究之路。这是我尤其要感谢母校、感谢母校老师的所在。当然，在升学率压力强劲的今日，母校的教风、学风是怎样的情形，不得而知。我一方面为母校近十余年来屡列高考录取率前茅而高兴，另一方面又为“应考教育”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而担忧。
抚今追昔，感慨良多。然追怀往昔为的是今天和未来，如果以上对母校过往历史的些微记忆能为今日治校者略有启示，则不胜庆幸之至！
（作者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文化学家。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以及985“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型”创新基地负责人，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华师一附中1960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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