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信最初写就的时间，是1919年5月3日，也就是五四运动的前一天。作为北大“新青年”领袖之一的罗家伦，在这样一个特定时间的行为，自然很容易引发人们对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那场爱国政治运动之间的历史关系的联想。它本身又可成为罗家伦后来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所认定的前者为后者“基础”、后者
其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蔡元培，教务长是后来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马寅初，英文门主任乃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胡适。罗家伦1917年进入北大英文门，很快就与傅斯年等一道，成为当时北大学生中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特别是与胡适等极为接近。这封信就是直接写给马寅初和胡适的。
辜鸿铭此时为胡适在英文门的同事，他进入北大英文门的准确时间目前还难以查出，但肯定比蔡元培1916年12月26日出任北大校长要早。严格说来，那种认为辜鸿铭进入北大是蔡元培“兼容并包”办学思想直接产物的流行说法，其实并不确切，他不过是蔡氏办学原则容忍的对象，即被续聘而已。
从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辜鸿铭进入北大英文门当不会早于1914年，也不会晚于1915年9月。有学者称，早在1903年辜鸿铭就曾“加盟北大”，且任副总教习。此说恐怕靠不住。但这一说法也并非毫无根据。在京师大学堂的档案中，确有两份电报存单，是管学大臣张百熙和荣庆发给湖广总督端方和两江总督张之洞，请他们催促其部属辜鸿铭来京就任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一职的。时间是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即1903年2月22日前后。前者写道：“武昌端制台，大学堂奏派辜员外汤生为副总教习，祈（速其）来京，盼切。熙、庆。”后者写道：“南京张宫保鉴，辜君鸿铭精通西学，早蒙识拔，钦仰尤深。刻学务需才，已奏派副总教习。请趣早临，无任叩祷。熙、庆，艳。”（《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2-193页）不过，查阅现有的各种记载，当时的辜鸿铭应当是并未到任。那时，他高自位置，可能还没有看上这个职位。到了民国初年，他张扬地以遗老自居，穷困潦倒也不肯趋时，其就任北大英文门教授，恐怕多少也有为生计所迫的考虑。
1917年以后，北京大学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派领袖陈独秀、胡适等在校长蔡元培的信任和支持下，大力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反对旧礼教和旧道德，虽引领风气，应者如潮，却也遭到辜鸿铭、刘师培等北大旧派人物的抵制，并引起一些对西方近代文化感到失望、对儒家传统仍深怀依恋的新派人士的反思。1918年6月，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从日本翻译发表《中西文明之评判》一文，对1915年辜鸿铭用英文出版的《中国人的精神》（即《春秋大义》）一书在西方引起的反响进行报道和评论，同时表达用儒家传统“统整”现代西方文明的意向，结果遭到陈独秀等“新青年”阵营的猛烈抨击。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连续撰文，指责杜亚泉与主张复辟的辜鸿铭为“同志”。杜氏也为此进行了辩难。这样，1918年秋至1919年初，在新旧阵营之间，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就趋于白热化程度。
1919年3月间，不满新文化运动的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鹤卿太史书》，斥责其所卵翼下的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是“人头畜鸣”。蔡元培则回敬《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强调北大“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以维护新文化运动。其复函有言：“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所提到的教员必是辜鸿铭。不过，蔡元培函中流露的那种不同情辜氏的反复辟之政治标准既已彰明，其著名的“兼容并包”主义如果不是新派自我保护的挡箭牌，又到底能实行到何种程度，或者说能坚持多久，还是个问题。
二、激于“大义”与“私愤”的双重冲动
显而易见，罗家伦给北大校方所写的这封信，正是当时北大内部新旧两派激烈斗争的产物。它既有陈、杜之争的背景因素，更是直接基于林、蔡之辩所作出的某种回应――一种来自北大学生中“新青年”方面的回应。
就罗家伦写作此信的动机而言，当然首先是激于新文化运动的“大义”。作为当时北大学生中最热衷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1918年底与1919年初，罗家伦即与傅斯年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一时意气风发，声名大著，成为当时文学革命论在青年学生中的大力弘扬者和白话诗文的有力实践者。这种思想的分歧和态度的对立，使得他当时对于辜鸿铭及其英诗课十分反感实不足为怪。而反过来，辜鸿铭对像罗家伦这等“新青年”也绝无好感，于是彼此间便又有了个人的恩怨。
著名报人张友鸾先生就曾生动地记述辜鸿铭和罗家伦之间互相“讨厌”的故事。据他说，辜鸿铭这位“名教授”因反感罗家伦这位“名学生”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回有八回叫着罗家伦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罗家伦呢，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每次点到他名字的时候，“有时胡乱回答一通，有时简直就说‘不知道’”。有一回，辜鸿铭听了他的回答很不满意，便当堂加以训斥。因为话说得很重，罗家伦有些难堪，就站起来辩解。结果招致辜鸿铭大怒，拍着桌子说：“罗家伦！不准你再说话！如果再说，你就是WPT！”罗家伦被吓得愣住了，只好忍气吞声，不再言语。下课后，他心中不快，尤其窝心的是挨了骂，还不知道所骂的WPT三个英文字母究作何解。他就此请教自己尊重的老师胡适，也未能得到答案。于是有一天，趁辜鸿铭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他凑上前去问道：“上回老师不准我说话，骂我WPT。这WPT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请老师告诉我：这是哪句话的缩写？出在哪部书上？”辜鸿铭一抡眼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WPT，就是王、八、蛋！”此言一出，哄堂大笑。罗家伦恨得牙痒，却无可如何。张友鸾最后还强调：“北大学生，没有一个不知道罗家伦就是‘WPT’的。”（见《辜鸿铭骂罗家伦WPT》，原文载1979年4月3日香港《新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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