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的和谐栖居

2008-09-19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龚贤 我有话说
陶渊明四仕四辞,最终选择了归隐,实现了人生的和谐栖居。

首先,陶渊明保持了固穷守节的生存境界。他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中云:“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清楚表达了自己坚定的固穷守节的思想,并在自己的人生中彻底保持。他后期归隐,物质生活方面时好

时坏。如“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这是他物质上较丰盈时。但大部分时间较为贫乏。

陶渊明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他所忧虑的是道不行,而不是富贵荣华,这是他能够心平气和保持“固穷”之志的原因之一。所以,他能够做到“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赠羊长史》)“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拟古》其五)。最终“竟抱固穷节”(《饮酒》其十六)。

其次,陶渊明实践了淡泊名利的事功思想,把秦汉以来的淡泊事功的精神推向后人无法超越的高度。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动荡、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他对当时的政治保持着清醒认知,决然不为名利而丧性损身。他在《咏贫士》中云:“好爵吾不索,厚馈吾不酬。”《五柳先生传》中五柳先生的:“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这些体现了他对生前之名利的淡泊。对身后之名,他也视若浮尘。他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云:“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和刘柴桑》云:“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从他四仕四辞,最终决然归隐,都自然而忠实地实践了这一淡泊名利思想。

第三,陶渊明通达生死的生命哲学。东晋南北朝战争频繁,权力斗争异常激烈,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生命的短暂。陶渊明对待死亡是比较达观的。他的《挽歌诗》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形影神》云:“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正确地认识到生与死的必然性。陶渊明不信道教的长生,也不信佛教的生死轮回。这种思想在他的《形影神并序》中表达得很清楚。他的好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述及他临终时“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幽告终,怀和长毕”,平静安详的面对死亡;还叮嘱家属“省讣却膊,轻哀薄敛。遭壤以穿,旋葬而窆。”与中国传统的厚葬之风形成鲜明对比。真正做到了“视死如归,临凶若吉。”(《陶征士诔》)充分说明了陶渊明对中国传统儒释道诸种思想精神有选择的扬弃。宋代叶梦得在其《玉涧杂书》称赞他说:“此公天资超迈,真能达生而遗世,不但诗人之辞,使其闻道而达一关,则其言岂止如斯而已乎?”

第四,陶渊明返本归原,充分享受回归自然的本真状态。陶诗中有约100首涉及到自然景象的描绘。其中经典的名篇如《和郭主簿》,《归园田居》,《饮酒》等。这类诗歌中,又以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如《归园田居》其一描写田园风景,作者展示了一处生机勃勃的园林村居。南野新垦田畴的背景映衬下,简陋而有序的草屋,虽无雕梁画栋的堂皇富丽,却有榆柳屋后的葱茏,还有桃李堂前的竞芳;草屋与树木和谐布局,素淡与绚烂交掩成趣;农村那种没有战火硝烟,没有尘世纷扰,没有曲意逢迎,没有尔虞我诈的生活;远人村、墟里烟、深巷狗吠、树巅鸡鸣,其乐融融,一派宁静、安详、快乐之景。这正是作者返本归原,回归自然的生命本真状态,并充分欣赏和享受着这种状态,实现了本我即自然。

第五,陶渊明身上体现了一种亲善社会的仁者情怀。他不仅特别亲爱自己的母亲、妻子、弟妹、子女,对友谊也极为珍视。他辞官归隐之后,江州从刺史到僚属的许多官吏,都前来拜访,彼此之间多有唱和。如《与殷晋安别》:“游好非少长,一遇尽殷勤。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表达了对殷景仁一见倾心志趣相向的赤诚之谊。陶渊明对与他交往的下层文人和村居农夫,亦情同手足。如《移居》其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更有“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陶渊明与农民之间的交往,其情朴素而真切。如“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一)。

陶渊明的人生范式,对他今天的景仰者来说宛若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但他的人生内涵具有极强的超越性。所以,学习陶渊明和谐栖居的人生内涵,对当今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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