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东湖，在武汉。那天下午，李敬泽、李修文和我三个人，坐在水塘边钓鱼。其实不准确，钓鱼是个幌子，我们是在晒老阳儿，在仔细抽烟。秋末的日光落下来，泻在水面上，将三个人的嘴脸写得很危险。鱼群和我们对峙着，不分高下。其间，修文断喝一声，动作夸张，收获可怜，七米长的竿子，挂上了一条四五厘米的小鲫子。
――日光很亮，也照在他身上，有一层红晕，仿佛一袭藏传佛教的袈裟。按着我在藏地的经验，我觉得他像一位刚刚走出了寺院的僧侣，闭关经年，苦修完毕，刚刚踏行在红尘世上。后来才听说，他的那部煌煌大著《圣天门口》，果是苦修的成果，六年磨砺，一朝问世，惹得业界好评如潮，众说纷纭。
他打过招呼，站在岸边，瞧三个人嬉戏。修文作了介绍，他与我握手问候。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与我此前想象中的刘醒龙迥异。他安静、内敛、轻声细语、脚不沾尘，似乎刻意不去惊动什么。但他的“杀气”却重，消息慈悲，鱼群早已掩面而去，不露端倪。此后的时间里，我的鱼漂若三寸铁钉，纹丝不动地钉在水面上，萧条不已。
晚上凑了一干有意思的人，在宾馆地下室的酒吧里闲谝，大多是江湖传闻和段子。谢有顺口才极佳，记忆惊人，出口成章。我也不闲着，顺势抖了几个包袱，大家频频笑场。刘醒龙坐在吧台一侧，安静若一尊瓷器，抿嘴，绽笑，恰到好处地捧场。我猜想，这应该是个有内力的人――“坐密室如通衢，驭寸心如六马。”（冯友兰语）半夜时散场，不见了刘醒龙，他走得悄无声息。
不久后，他动静却大。一本本新鲜的《芳草》，显示出他的另一面才华。扉页上的“汉语神韵，华文风骨”，当是他的自信和雄心。几年来，以“主编刘醒龙”的名义和品牌，《芳草》办得风生水起，有口皆碑，也算不辜负他。
去年四月，我有幸获得了该杂志的一个奖项，去武汉沾吉。行前，刘醒龙嘱我，想听一听西北民歌“花儿”。我遍寻兰州的音像店，只挑剔地找出了两张碟片，心存狐疑。后来，修文说，刘醒龙是个对边疆有无限神往的人，草原、雪山、沙漠、戈壁等等旷远的风景，对他有一种莫大的诱惑。我知道，这些风景乃世上的神迹，犹如歌中所唱，“不是真人不显圣，只怕你是半信半疑的人。”我还知道，这种神往其实是一个人内心的“气象”，遂心生感佩。
他在正午的日光下迎来，寸头，含笑，依旧是一层红晕。我将碟片交给他，光斑一跳，仿佛神示。
颁奖是在黄鹤楼上举行的。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一派古意。刘醒龙是仪式的主持人，他羞涩、红脸、讷言、静安，声气不大，仍旧规矩地坐在主席台的末端，按部就班。他身后是一列青铜编钟，亘古地挂着，将内心的轰鸣敛入骨骼。我猜想，这或许是他的一丝敬畏使然。会后，他陪同一车的客人前往古赤壁采风，一路上静默，萧然前行。那时候，荆楚大地的樱花开了，香气袭面，像他的小女儿，被众人问候，被他时常挂在嘴上。
“……我们是在黄昏时到家的。从车窗里望见系着旧抹腰的母亲，孤单地
等候在院门外的那一刻，我第一次发觉，一生中最先学会、叫得最多、最了不起的称谓，竟然无法叫出声来。最后还是女儿趴在怀里，冲着奶奶，响亮而又深情
地替我叫了一声生命中最爱的母亲……”对于动辄洋洋百万字的作家刘醒龙来说，这一篇小散文《母亲》，或许是他安静的另一份写真：大爱无言，怀着信念与感恩。该文载《读者》今年第7期，可以一阅。
在那次宴席中，我吼了一首西北民歌，说送给“阿卡”。刘醒龙一脸迷惑，不知何意。现在我可以解释了。它是一个藏语词汇，意为：“兄长”。潦草此文，送给阿卡刘醒龙。
□叶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