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学即新国学
冯其庸
国学的概念虽然近代才有,但是国学的内容古已有之。有人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国学,这是对的。但是又问,我们要搞哪个时代的国学?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要研究的当然就是我们今天
不错,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国学,这说明国学一直处在变化发展之中。诸子百家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史记》、《汉书》出现在两汉,唐诗宋词元曲,唐宋散文,宋明理学,明清小说,这些相对稳定的学术概念,几乎都有时间限定,都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每一个时代的国学,都是在前代国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我们研究的国学,就是涵盖以往任何时代的中国学术。
近百年来,甲骨文、金文的发现,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简牍的大量出土,敦煌宝藏的意外面世,西部古代简帛文书不断地呈现……,这些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国学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扩展了国学的领域。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受到西方的多方面影响,很多新的学科就是在西学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在西学的影响下国学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面貌。今日我们研究国学,能够绕过国学的百年历程吗?当然不能。国学的领域扩大了,这就是大国学的概念,于此同时,这也是国学的新拓展新进步,所以大国学就是新国学。
国学研究,我的理解,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研究对象。对此,大国学、新国学就是反对画地为牢,不能人为地说这可以研究,那不可以研究。国学作为新的时期刚刚开始,刚刚开始就到处设置篱笆,是不利于长远发展的。凡是现在属于我国内的学问都应该收入我们的研究范围之中。大家知道无锡国专的校长是唐文治,他是著名的经学大师,但是他就是坚持让学有专长的先生都来上课,所以无锡国专没有变成经学院。有人说,国学太宽泛了,边界太模糊了。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国学研究状况总体上并不发达,这个时候边界模糊一些是很自然的,只要坚持大国学的理念,就会愈研究愈清楚。
二是研究方法。义理、词章、考据,凡是有利于学术问题解决的都是方法。近代以来,西学给中国带来很多东西,其中一个就是方法论,研究讲究方法。王国维先生能够提出“二重证据法”,显然得益于近代西北考古的启发。很多新的研究方法是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如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就能够很好地应用到我们的国学研究中去。大国学要有大思维,凡是人类的积极文明成果,都应该吸收,研究方法当然也要吸收。
三是研究立场。学术研究是否有立场问题,恐怕这是一个仁智之见。国学这么多年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不敢坚持中国的学术立场,以至于国学概念都不敢提及。西学全面否定国学的存在价值,一方面是西方中心论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是国人不能坚持,这与其怪人家,不如从我们自身上找原因。学习西方不意味着一定要否定中国。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学大师,不论是王国维还是陈寅恪,他们都是在没有放弃中国立场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学术的。在民族国家存在的背景下,学术的国家民族立场存在是正当的自然的。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国学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我们研究国学是为了让国学的优秀传统能够在今后发扬光大,让中国文化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学习外来文化是必须的,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一味地学习他人,对本国传统数典忘祖,那就走向了偏颇。要明确,学习别人是为了发展自己,不是把自己变成别人。我们不会主张让中国文化解决全世界的所有问题,但是我们至少要让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按照数千年世界文化发展的实际来说,事实也是如此。人类文化的丰富多彩,是人类的幸事,中国文化至今未能中断,是中国的幸事。中国的学者,可以有不同的文化观,但是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缺乏研究,甚至略无所知,能说是光彩的吗?虽然说中国文化未曾中断,但是近代以来的危机还是严重的,现在的状况更不能乐观。研究国学,传承文化,要我说,是国家和民族走向兴旺、发达的重要方面,也是今天的民族大义。
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学院,招收本硕连读学生,到今年已经三年了。当初因为国学院开办而出现的争论也渐渐平息了。很多事情，还要到多年以后才会有定评。与其放着研究不做来争论名词概念，不如先研究起来再说。看见学生们的进步，我作为一名老师，感到特别高兴。孔子说后生可畏，希望还在于年轻人。他们今日熟悉中国文化经典，来日就会更好承传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