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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理论发展30年

2009-01-1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高兆明 我有话说
中国伦理学理论发展的30年,在思想解放中前行。它既构成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理论表达,又通过一系列理论探索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积极的思想支持;既是中国伦理学复兴的中继环节,又是新中国伦理学理论走向繁荣发展的开端。

理论演进的阶段与范式

中国伦理学理论的30年,大致经历

了反思性启蒙、世俗化、社会化三个发展阶段。

1978年到1990年前后,是以反思“文革”为内容的伦理学理论反思性启蒙阶段。“文革”结束后,人们首先从反思的立场上发现了人的权利和价值。80年代初开始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理论讨论,提出了人的生命尊严、人道、人权等一系列伦理学理论问题,使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伦理学理论视野被拉回到日常生活,并聚焦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世俗生活。伦理学理论思考坚持从现实生活、人民福利出发。道德与经济、义与利关系的大讨论,为市场经济正名,为正当权益正名,为道德革新正名,构成了这一时期伦理学理论的空前繁荣景象。伦理学理论的这种世俗化转向,既是日常世俗生活在伦理学理论层面的反映,亦是日常道德生活世俗化寻求理论辩护的要求;既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市场经济建设实践推动伦理学理论前行的标志,又是伦理学理论面向社会日常生活、建立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理论体系的标志。

上世纪末以来,中国伦理学理论的发展进入社会化阶段。其突出表现就是应用伦理学的勃兴。应用伦理学的勃兴表明中国伦理学理论进一步面向社会生活,深入各个领域的特殊伦理关系,思考与回答各种具体问题,力图发挥伦理学理论指导与引领日常生活的功用。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要求逐渐占据显著位置。

与上述发展三个阶段相应,中国伦理学自身的理论范式亦经历了从政治化的革命伦理学理论范式,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的世俗伦理学理论范式,再到探寻和谐社会建设的社会伦理学理论范式的转变。

中国伦理学30年来的理论发展,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前行的。改革开放使最初对现实做简单的政治论证、以政治要求代替学说思想的伦理学理论,逐步转向适应现实的伦理道德问题研究,并在这种研究中逐渐深入基础理论。中国伦理学理论的这种发展历程表明: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中国伦理学理论只有植根于生活、解放思想、求实创新,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中国式表达,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

主题与争鸣

30年来,尽管中国伦理学新论纷陈、气象万千,但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道德观念与伦理秩序,却是贯穿始终的主题。这个主题有两个方面:当代中国应当确立起何种道德观念与伦理秩序?这种观念和秩序何以可能?前者是关于现代性道德价值内容的问题,后者则是关于道德建设实践路径与方法的问题。

(一)当代中国应当确立起何种道德观念与伦理秩序?

这是中国伦理学理论30年论争的基本主题。而隐藏在这个主题背后的则是“现代性道德的基础究竟是什么”这一更为深刻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观念与伦理秩序应以什么为基础?公民权利是否能够成为这种新道德观念与伦理秩序的基础?

30年来,伦理学理论在不同发展阶段曾就集体主义、义利关系、公平正义等一系列问题有过激烈的思想论争,也曾就道德“滑坡”或“爬坡”、“潘晓事件”、“张华事件”等诸多社会现象有过热烈的理论讨论。这些内容丰富、看似繁杂的思想论争,实际上一直围绕着一个焦点,这就是个人权利义务关系问题:如何看待个人权利的价值?如何认识道德义务的合理性根据?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新道德与旧道德的根本区别何在?

1、关于集体主义与个人的权利与价值。

如何看待集体主义与个人权利价值的关系?这种理论争论在伦理学理论范围内,主要是围绕着集体与个人关系展开,其核心是是否承认个人及其权利。纵观近30年来的相关理论之争可以发现,争论者均不否定民族、国家、社会利益的重要性,均承认个人有义务在必要时为民族、国家、社会利益做出牺牲。二者争论的关键在于:是否承认个人权利与利益?在现代性社会中,个人价值、个性独立、个体权益是否具有基础性意义?道德义务的合理性根据何在?经过反思,伦理学界逐渐形成共识:个人权利、个体价值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义道德当然要讲集体主义,要讲义务,但只要不陷入抽象的义务论,不回避现代性社会和中国社会现阶段的特点,就不能离开权利讲义务,或者只把义务当前提。

2、关于义利关系。

义利关系问题一直是伦理学理论的重要论题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带来的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条件的空前改善,我们的道德理论逐渐在总体上认可了个人权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并明确提出反对极端个人主义,逐渐确立起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相适应的义利统一观,认为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之大利即是大义,应当以义取利。

与此同时,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坑蒙诈骗等现象,伦理学界也做出了积极回应,并一度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倾向。这些理论倾向秉持伦理学理论的道德操守,以其特殊方式强烈批判社会道德堕落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长期形成的义利对立的思想方法,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统一观。这些都值得充分肯定。然而,在上述思想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令人担忧之处:不把经济关系视为道德生活的基础,以为人的尊严、自由全面发展和道德品质可以脱离经济生活方式而存在,以为对道德可以做纯粹工具性理解,以为个体善可以无需以社会善为条件。对于这些思想倾向在实践与理论上可能引起的某种混乱,我们的道德学说似乎还缺少足够的理论警惕。

3、关于公平正义。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的伦理学理论对公平正义问题还持冷漠或片面的态度,以至于在教学理论体系中缺失公平正义这样基本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改革开放使社会生活的主题发生了转变,进而使人们对公平正义有了新的觉醒与较为全面的理解,这样,伦理学理论视野就在实践层面上被逐渐引向公平正义问题。而80年代末罗尔斯正义论思想被介绍进来,使公平正义问题作为一种理论时尚再度凸显。

中国伦理学近年来关于公平正义问题的理论成就,与其说是回答了问题,毋宁说是提出了问题。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现实内容究竟是什么?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等等,这样一系列问题与追问,事实上就将公平正义这一世界前沿性的一般政治哲学论题,转化成为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理论问题。改革开放中的社会权利义务关系问题,是当代中国语境下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的现实内容。尽管我们的理论对“谁之正义?何种公平?”以及何以实现公平正义、何以构建起长治久安的现代化和谐社会等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始的,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不同群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深入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具体过程,深入诸如公共理性、政党伦理、制度伦理等问题进行深刻分析,但是理论思维毕竟已经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二)如何确立现代性道德观念和伦理秩序?

如何加强道德建设,确立起现代性道德观念与伦理秩序,使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以崭新面貌挺立于世?这是中国伦理学理论的焦点之一。30年来,中国伦理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德治国、公民道德建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社会实践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理论层面而言,中国伦理学所做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与路径。

1、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

道德建设是塑造公民基本道德素质的工作,道德之根只有深入社会现实生活,才会具有真实而持久的生命力。道德建设中现代性价值精神与传统道德文化资源的双重维度,使中国伦理学理论必然再次正视中西古今问题。尽管中西古今之争在中国已近百年,但是,改革开放使得这种理论争论不仅有了更加明晰的历史背景,而且使得老问题有了新意境。如果我们在道德文化的意义上认识伦理学理论中的古今中西之辨,那么隐含其中的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应当确立起何种道德价值精神、应当具有何种道德文化的问题,就不难达至对道德文化发展基本路径的共识。

尽管我们过去在一般意义上确立起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古今结合、中西结合方向,但是这种理解主要还是立足于价值载体这一外在维度,而不是人类文明演进中不同价值体系的内在关系维度,因而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生活世界的变革,迫使中国伦理学理论在当代中国道德文化的现实内容及其现代性转化的高度上重新认识问题。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应当确立起的道德文化及其价值精神,应当是现代性的,应当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道德建设中如何对待民族道德文化资源?这始终是中国伦理学理论的焦点之一。30年的理论和实践历程告诉我们:我们确实应当学习人类的一切先进文化,但是我们不能割断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既不能夜郎自大,又不能妄自菲薄,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中华民族有着丰富的道德文化资源,它们应当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新生。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瑰宝,只有打破其传统价值体系的坚硬外壳,在新的现代性的道德文化价值体系中才能大放光彩。

2、道德建设的基本方法、路径。

30年来,中国伦理学一直在努力寻找提高公民道德水准、改变社会道德风尚的有效途径。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知识不等于美德,道德教育不是知识灌输,而是生活养成;制度不仅有行为规范功能,更有道德价值引导作用;德行不仅是美好的,也应是有用的;道德建设要靠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恒的陶冶,要在日常生活中深入发掘和大力弘扬优秀道德传统;道德建设也应讲科学,应尊重风尚演变的客观规律,“谨乎其外以养乎其内,寻乎其末以渐及其本”,且道简方可易行。

使命与展望

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深刻的变革,应当有充满活力的伦理学理论。中国伦理学应当为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自20世纪末以来,伦理学在中国已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各门学科均以各自的方式提出与讨论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参与到伦理学理论发展中来。时代要求伦理学理论能够为社会实践、为其他各门人文社会科学提供更多的思想理论支持。

(一)伦理学理论工作者的职责使命。

进一步在解放思想中追求真理。中国伦理学理论30年所走过的历程表明,解放思想、学术争鸣,是中国伦理学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没有思想解放和学术理论争鸣,就没有中国近30年来的伦理学理论发展。过去如此,将来亦如此。伦理学理论进一步解放思想,就是要坚持一切从生活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在面向生活、面向实践的同时,加强理论思维;就是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倡导学术个性,鼓励在理论争鸣中独立思考和善于批判,形成不同的学派,使伦理学理论不断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

秉持良知操守,做时代精神的表达者。伦理学学科不仅仅是知识体系,更是实践理性精神的自觉表达。伦理学理论工作者真正要有所成就,没有社会良知与道义精神是不可想象的。在当代中国,如果没有对人民、民族的深深眷念与热爱,没有对中华民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真炽情感,没有对民族、国家未来的关切,没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是非感和正义感,就不会有富有个性的有生命力的理论。我们应当以对民族、历史、学术负责的精神从事伦理学理论研究,应当努力成为时代精神的表达者。伦理学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良知与道义担当,要通过严肃的理论思维方式呈现。伦理学理论的价值分析、道义批判,不是断言的,而是说理的。这种说理必须建立在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基础之上。

直面生活,服务时代,兼容并蓄,严谨治学。这是伦理学理论工作者社会良知与道义担当的内在要求。浮躁学风与功利心态下的投机取巧与急功近利,不可能使学术本身有所发展。我们需要借鉴国外优秀的研究成果,需要充分挖掘与借鉴传统的优秀思想资源,但是必须警惕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必须坚持文化的主体性,必须警惕生搬硬套,必须注意不同语境下的问题差别及理论解释的有效性。我们需要理论创新,但是,这种理论创新必须是扎根生活、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的,而不是闭门造车、玩弄概念、哗众取宠的。我们需要有更多伦理学理论的应用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应当是勇于探索与回答现实生活中重大紧迫的实践和理论问题。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这应当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认真研读、深刻领会、融汇贯通的基础之上,而不能不求甚解、断章取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公式、标签。

(二)伦理学理论展望。

在总结、分析的基础之上汲取古今中外各种道德文化精华,创造出适合新时代的新道德文化及其思想理论体系,这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伦理学理论的基本任务。为此,下列伦理学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会进一步凸显:

第一,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国伦理学基础理论在总体上仍然较为薄弱,既有伦理学理论对现实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与指导性,应用伦理学尽管繁荣却难以深入,这种尴尬状况表明伦理学理论发展正处于一个瓶颈期。社会需要与学科发展已经历史性地提出了伦理学基础理论方面应有较大突破的任务。我们应当重视和加强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当代中国人自己的伦理学理论体系,使之成为一门道德科学。

基础理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元伦理学的研究状况。相对而言,我们对元伦理学还缺少应有的重视。这种状况直接制约了整个中国伦理学理论的发展。我们应当注重伦理学基本概念范畴的研究,注意从规范伦理学、美德伦理学以及应用伦理学中发现与提出元伦理学的问题,并以元伦理学研究推进这些具体方面研究的深入。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既需要哲学的思辨分析,亦需要来自道德心理学、道德行为学和道德社会学方面的实证支持。

我们在大量介绍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要注意仔细鉴别取舍、消化吸收。我们要深入思想史与日常道德生活两个层面,仔细梳理、传承中华道德文明。尤其要注意对丰富的传统德目的现代性诠释,寻求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现代性转化的有效途径。

第二,社会伦理研究。在当代伦理学理论发展中,社会伦理关系及其秩序问题越来越占据核心地位,以权利义务关系为内容的社会正义问题处于显赫位置。现代高技术的广泛应用、全球化、市场经济、多元化以及社会转型,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就要求我们以科学的态度,仔细研究既有伦理关系及其秩序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对权利义务关系、对道德价值观念会引起哪些重大影响。

第三,道德建设研究。法治社会的道德建设问题将始终是伦理学理论研究的中心之一。其中,以下两个问题会越来越被突出:

其一,个体道德与社会风尚及其关系研究。道德建设要落到实处,就不能不重视个体道德与社会风尚问题。道德建设只有遵循规律才能行之有效。道德建设要抓住知荣知耻之“治教大端”,健全心性,移风易俗。道德建设是要努力创造出一种社会氛围,使个人养成良好的道德品性和行为习惯,使社会形成良好的文明风尚。有教养的个人行为习惯和文明的社会风尚,是道德建设的落脚点。我们要重视人的“第二天性”形成和道德行为习惯养成的机制问题,要重视道德建设中的制度性安排和活动的有效性问题,重视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把适时、适当组织的活动和长期、坚毅的锻炼结合起来的问题。

其二,终极性关怀、精神家园建设研究。一方面,如何在道德生活世俗化过程中,避免实用主义文化泛滥,避免终极性价值关怀和精神家园的失落?如何使中华民族道德文化既反映以市场经济建设为标志的世俗化历史进程,又在世俗化过程中拥有理想与终极性价值关怀,并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价值支撑?这是中国伦理学理论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无法回避的问题。另一方面,现代性社会,尤其是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与风险性的社会。我们要重视理想、使命和立志的研究,同时要关注人们因焦虑与孤独而寻求精神家园的现象,重视对道德信仰、宗教精神等现象的研究。

第四,应用伦理学研究的“顶天立地”。应用伦理学依然会是伦理学理论中极具活力、极富前途的方面。现代高技术及其应用、全球化交往、生态环境资源问题等等,都会为中国伦理学理论发展带来新的内容。应用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其进一步“顶天立地”:一方面,通过日常生活发现与提出重大伦理道德问题,上升到伦理学基础理论层面深入思考,并借以促进伦理学基础理论的进步;另一方面,深入具体实践领域的具体实践过程及其机制,在具体语境下找到对具体问题有针对性的有效回答。我们的理论应为社会提供简明生动的思想观念,使伦理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更是一种守护人道、实践正义的实践智慧。

我们相信,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伴随着进一步解放思想,在良知、道义与严谨学术态度之下,中国伦理学理论一定会迎来一个更加繁荣的时期,一定会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民族和时代。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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