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言述切入点与致思趣向的勃兴与当代社
作者基于一种后现代性的后意识哲学范式，来重新厘定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秉性、发展脉络和基本问题域。在作者看来，倘若我们能够站在“后意识哲学范式”这一观照中西哲学之异质性与把捉中国传统哲学实有之理论秉性这一运思制高点上，就会明辨出，较之于发轫于希腊的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并非一种“思在合一”而是一种“身道合一”的哲学样态，因为其无论在体系上还是于方法上，都打上了异常鲜明的身体之烙印。
作者重新勾勒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运行轨迹和发展脉络，那就是，先秦哲学标识着中国哲学“身体”之维的凸显，宋明哲学意味着中国哲学“心识”的觉醒和与之相偕的身体的退隐，而作为一种“后理学思潮”的明清哲学，则代表着中国哲学之于其哲学传统的再次回归，明清之后，由于西方意识哲学的传入，中国哲学研究的重心也就渐次随之偏向于“意识”而非“身体”。也正是基于上述如是的哲学范式转换，作者变更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域，那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与其说是以“意识”、“心体”、“概念”、“范畴”、“思知”为其探究对象、毋宁说是以“身体”、“两性（阴阳）”、“家庭”、“血缘”、“亲情”、“体知”为其研究鹄的。
作者基于一种“以点摄面”、“以面映体”、“见微知著”、“史论交融”的哲学叙事模式，使运思的触角遍及中国古代的宇宙论、伦理学、宗教学、“家”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认知哲学。其中，宇宙论、伦理学和宗教学可视为中国古代哲学之为身体哲学的“原理性证成”，而“家”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与认知哲学则是业已被证成的身体哲学原理或者说身体哲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阐发”、“拓展”和“运用”。不惟如此，作者还以“王夫之的身体哲学”这一“显微无间”的个案来佐证一种自成一体与蔚为大观的身体哲学体系，以及彰显“中国古人对其滥觞于周易和周礼的身体哲学思想的真正理论自觉”。
既然是以一种全新的哲学范式来重新观照和梳辨中国古代哲学的旨奥与脉络，也就势必要推陈出新。因此，书中关乎中国古代哲学的“身体本体论”、“夫妇伦理”、“时的上帝”、“家系学”、“体知论”等诸如之类的独识之论俯拾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