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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内涵

2009-01-2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我有话说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所有问题本质上都是如何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当下性”问题,即从时间上看的“当代性”和从空间上看的“当地性”问题。具体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就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泛共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必须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内

涵,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前者是一种现实的追求,后者是一种理论的旨趣。一

理论的最终意义总是体现为现实的追求。马克思主义尤其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指从中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不断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是一个以现实的实践为目的,理论不断面向现实并走向现实的过程,反映着理论的具体化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上说来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在具体实践中如何正确认识、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作为一种现实的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不需要我们给予太多理论上的说明。一直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主要就是作为一种对现实的追求来理解的,它已经成为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性观念。而且只要我们回顾一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一种毋庸置疑的历史结论。在我们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什么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符合了中国实际,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发展顺利,什么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陷入僵化的教条,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出现挫折。马克思讲“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毛泽东讲“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都揭示了理论的根据和意义在于现实,在于现实的实践的道理。

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不同时期不同的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革命、以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心的生产力发展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分别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不断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二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发展,是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和基本立场为基础,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经验的理论升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必然具有理论自身的普遍性本质,即超越它所产生和指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具有一般的和普遍性的价值。这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的过程,它以理论自身的存在为目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产生的,但它并不是只具有中国个性的理论,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现实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从地理环境上看,中国有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和世界第三的国土面积;从文化传统上讲,以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为典型所形成的东方文化,对当今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具有独特的影响;从社会生产的发展看,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发展和转变,初步实现了工农业生产的现代化;从社会发展的状况看,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取得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国家。结合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仅是具有个性的实践,同时也是具有较为广泛普遍性的实践。在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践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必然不仅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其次,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具有共同性。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和和共生的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面临越来越多共同的问题。这些问题所以“共同”,一方面因为它们是当今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面临的问题,它们的解决已不再单纯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自己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性质,大多都是近代以来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是工业文明的直接结果。如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关系的失谐问题,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能源和资源的危机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今天各国人们理论思考的共同现实。任何国家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都会有广泛的普遍性,任何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也都会对其他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不仅是对我国具体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而且也是从当今世界的现实出发,对人类社会发展存在问题的深刻反思,因而必然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的双重内涵,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不仅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研究,而且也要加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执笔人:胡长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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