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是被领主占有;就是河水变成牛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这首旧西藏民歌生动、准确地描绘出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对农奴的自由和尊严的侵害,对农奴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剥夺以及生活在这种制度下农奴的悲惨境遇。
中国西藏地方,直到20世纪中叶
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一书中说：“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而20世纪20年代曾在西藏担任英国商务代表的大卫・麦克唐纳在《西藏写真》一书有着更加令人不忍卒读的记载:“西藏最严重的刑罚为死刑,而喇嘛复造灵魂不能转生之臆说,于是最重之死刑外,又加之以解体干颅之惨状。其最普通的刑法,凡遇死罪,能将犯人缝于皮袋之内,而掷于河中,以俟其死而下沉,皮袋在河面之上,约5分钟开始下降,后视其犹有生息,则再掷沉之,迨其已死,于是将其尸体由皮袋取出而支解之,以四肢和躯体投之河中,随流而去……。断肢之外,又有一种剜眼之凶刑,或用凹形之煨铁,置于眼内,或用滚油,或开水,倒于眼内,均足使其眼球失去视力,然后将其眼球用铁钩攫出……即能生存,亦因种种摧残,而损失丧其本原。罪囚及嫌疑犯,常幽于潮湿、黑暗、污秽及有害于卫生之土牢中,永远不见天日。”
农奴制是人类历史上取代奴隶制而出现的一种社会制度。典型的农奴制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是在罗马奴隶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农奴制曾在人类历史上沿袭了数百年之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农奴制逐渐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桎梏,它对劳动者人身自由的禁锢,对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剥夺以及对劳动者人性尊严压制的本质充分暴露出来,从而引发了世界范围内波涛汹涌的“废奴”运动。
到了19世纪,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农奴制已经成为历史,然而,中国的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直到1959年才被消灭。而从根本上改变这种非人道社会的革命性事件,便是1959年的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西藏百万农奴由此获得解放,成为20世纪人类“废奴”史上最辉煌、最壮丽的诗篇。
封建农奴制的穷途末路
在人类历史上,农奴制比较典型的是西欧,而废除农奴制、奴隶制较晚的则是俄国和美国。1749年,一位英国绅士说道:“来往于新大陆的众多航运生意、海员家小的生计、不列颠制造业的饭碗,这些主要归功于黑人劳动力……对于这个民族来说,黑人贸易是财富和海军力量取之不尽的基金。”但是,那是以奴隶在贩运过程的大批死亡以及在超负荷劳动中遭遇疾病、劳役和奴隶主的折磨为条件的,女奴还要饱受性侵犯,混血后代则在备受歧视中重复着被奴役的命运。而当英国改变政策,派出海军打击奴隶贩运时,还被保护奴隶贸易的法国人讥讽为“愚蠢地断送了自己的财路又见不得别人发财”。而在法国国内,不堪压迫的农奴在13-16世纪中叶已不断掀起解放运动。
俄国的农奴制存在于15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奴隶制主要存在于在南部地区,由黑奴贩运而形成。然而,与欧美相比,20世纪中叶前中国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黑暗与残酷仍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根据当时俄国法律规定,农奴主有权干涉农民的财产、婚姻等家庭事务。而在旧西藏,农奴主不但可以随意剥夺农奴的财产,甚至连农奴本人以及他们所生的子女也是主人的财产,可以被随意处置。占西藏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农奴的子女一出生,就登记入册,终身为奴。不是同一农奴主的男女农奴结婚要缴纳“赎身费”,或者采取男换男、女换女的方式,或者生男孩归夫方领主,生女孩归妻方领主,保持其身份不被变更。
1649年,俄国《法律大全》规定,封建主在法庭上对自己的农民负全责,在领地内有权对农民进行判决、鞭笞、拷问和给他们戴上镣铐、锁链。这在农奴制下的西藏更是司空见惯――对农奴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无所不用其极,其手段之残忍犹如上述西方人笔下描写,而存世的大量藏文档案更是对此有清晰的记载。而美国作家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中被种植园主买卖,受尽折磨并惨死在主人皮鞭之下的主人公汤姆,同样可以在旧西藏找到无数个似曾相识、命运相近,甚至更为悲惨的原型。
面对如此残酷野蛮的制度,西藏地区也曾出现过三次自上而下要求改革的浪潮。
第一次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清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之后。此次改革由清朝皇帝授权驻藏大臣指导,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及其所辖地方机构具体实施,主要是减轻差役,招抚流亡农奴,救济贫困,恢复生业。它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民力,但并没有触及农奴制本身。
第二次是清朝末年由驻藏大臣张荫棠等推行的西藏新政。张荫棠意识到“藏中差徭之重?刑罚之苛?甲于五洲?应一律废除?以苏民困”并试图加以改革。尽管相关措施已经触及西藏地方的封建农奴制体制本质,但是由于清朝走向衰落,这次改革也被迫终止。
第三次是民国时期由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的“新政”。十三世达赖喇嘛意识到西藏封建农奴制面临的巨大危机,希望通过改革避免农奴制走向灭亡。但是,他的改革遭遇到的阻力远远大于推动改革的动力,而他本人也没有勇气和毅力动摇农奴制本身,这次改革同样没有摆脱失败的命运。
纵观世界历史,除了自上而下的变革,自下而上的反抗,从来都是推翻旧制度的决定性力量。为了废除农奴制,欧洲农民起义曾此起彼伏。据统计,仅在俄国,在1858年农民暴动就达86次,1859年为90次,1860年达到108次。但是,类似的起义却没有在中国西藏地方大规模出现。这与西藏农奴所受压榨之深、所经历的痛苦之重形成鲜明反差。这从另一个方面反衬出旧西藏政教合一统治对广大农奴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的摧残――一方面,农奴主利用手中掌握的军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即使在以“仁慈”为名的寺院,如在西藏最大的寺庙之一甘丹寺,也有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残酷刑具,用以实施高压和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佛教宿命论和轮回业报思想,在精神上恐吓和麻醉群众,使他们沉溺于宗教,甘心遭受压迫,丧失反抗勇气和斗志。
旧西藏地方没有出现自上而下的改革充分暴露了三大领主阶级的顽固、保守和反人民的本质;没有出现自下而上的改革源自政教合一制度的极端控制。由地方政府、高级僧侣和世俗贵族组成的旧西藏三大领主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置社会发展进步若罔闻,轻言仁慈,心实残忍。
“废奴”,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20世纪50年代中国废除西藏地方的封建农奴制是人类“废奴”运动的继续,也是20世纪人类“废奴”运动上的一个高潮。
从世界范围来看,废除奴隶制和封建农奴制是最激动人心的伟大运动之一。早在1807年3月,最早实现工业革命的英国就将在大英帝国境内贩奴定为非法;1833年8月更宣布英国殖民地的奴隶制非法。法国第一共和国在1794年2月正式宣布“废奴”;第二共和国又在1848年4月再一次废除奴隶制……以人性、人道和人权为旗帜,“废奴”运动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带来充足的动力。
在欧美,最后的堡垒,也在19世纪60年代被一一攻克。
俄国的改革是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来执行的。他在1861年2月19日签署了关于废除农奴制的宣言:宣布脱离了农奴依附身份的农民享有其他自由的农村居民同等的权利。美国的“废奴”运动,在1862年9月22日林肯发表《解放宣言》达到高潮,他宣布,从次年1月1日起美国400万黑人奴隶获得解放。1865年12月18日,南北战争以北方胜利而告终,美国彻底废除了奴隶制。
中国西藏农奴制的终结,起于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被平息后,从6月起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废除农奴、家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对极少数参与叛乱的贵族、僧侣和农奴主的财产全部予以没收,对未参加叛乱的总数占98%的农奴主、贵族、僧侣,在保证他们生活水平不比改革前下降的前提下,赎买其多余的土地等生产资料,连同没收的财产全部分给昔日的农奴。存在了数百年的西藏封建农奴制被废除了,西藏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不仅百万农奴异常欢喜,曾经担任噶厦噶伦的开明人士阿沛・阿旺晋美也由衷地感慨:“民主改革不仅解放了农奴,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拯救了整个西藏。”
同是“废奴”,不同的实现途径
中国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废除与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废除农奴制、奴隶制一样,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在俄国,列宁评价说：“1861年2月19日标志着从农奴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新的资产阶级的俄国的开端。”在美国,《解放宣言》为北方资产阶级最终于战胜南方奴隶主阶级,在为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的同时,也遏制了分裂,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而在中国西藏,农奴制的终结所带来的变化更为巨大,不仅结束了百万农奴遭受奴役的历史,使他们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和权利――分到了土地、拥有了自己的财产,参加选举,他们中很多人成为国家和地方领导人,平等参与管理西藏地方和国家重大事务。而新西藏也实现了政治制度从农奴制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社会发展的飞跃。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西藏地方和英国、法国、俄国、美国的“废奴”运动所经历的,是不尽相同的历史道路。
首先,从时间上看,中国西藏的“废奴”,比大英帝国(1833年)、法国(1848年)、俄国(1861年)、美国(1865年)“废奴”晚了近一百年,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存在时间更久,其黑暗、落后和反动性更为鲜明。
其次,废除农奴制的主导力量不同。剑桥学者申克认为,废奴运动中“法国的革命原则所起的作用,正如英国的强烈宗教情感所起的作用一样巨大。”俄国的“废奴”是由君主亚历山大二世在新兴起的资产阶级力量增强、农奴不断发起反抗、社会进步知识分子的积极倡导以及克里木战争失败的刺激下主导的。美国的“废奴”则是由资产阶级领袖的领导、基督教反奴隶制人士的竭力组织与推动、广泛的“废奴”群众的大力配合以及南部地区奴隶的暴动等促成的。中国西藏的“废奴”,是在封建农奴主反动武装叛乱的情况下,应百万农奴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担负起实现民主革命伟大任务的使命,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完成的。
第三,“废奴”的方式和途径不同,中国的“废奴”是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进行的;而法国、俄国和美国等的“废奴”则更多地以暴力方式实现。美国“废奴”英雄约翰・布朗就义时留下遗言:“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用鲜血才能清洗这个有罪的国土的罪恶。过去我自以为不需要流很多血就可以做到一点,现在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而在法国,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视为封建专制统治象征的巴士底监狱,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1791年6月20日国王路易十六乔装出逃失败,尽管当时的君主立宪派不断鼓吹维持现状,保留王政,但最后路易十六还是没有逃脱被送上断头台的厄运。
不同的“废奴”之路,收获不同的成果
由于领导者不同,废除农奴、奴隶制的目的不同,中国西藏地区与欧美“废奴”后所产生的结果也存在很大差别。
英国废除农奴运动持久而彻底,而其所建立的却是君主立宪制。法国废除农奴制后,资产阶级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是由种植园奴隶转化而来的工场工人,被奴役的境遇并无根本改变。
在俄国,虽然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废奴”后,还保存着很多封建农奴制残余,由于赎金太高和服徭的时间过长,农民仍然处于十分悲惨的境地,奥加廖夫认为这是“旧农奴制被新农奴制所代替”。农民依然纷纷举行暴动。1861年上半年,发生农民骚动647次,而就在1861年一年内,共有2034个村镇发生了骚动。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农奴制才被彻底消灭。
在美国,南北战争和废除奴隶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也为以后美国经济的迅速腾飞奠定了基础。但是,林肯宣布废除奴隶制并没有让黑人享受同等的公民权。事实上,美国的种族歧视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之后,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在中国西藏,1959年3月西藏上层农奴主集团发动武装叛乱被平息后,西藏地方开始改革,对叛乱农奴主采取没收,对未参叛者实行赎买的政策,不仅在当时实行了平稳过渡。更在其后完成了民主主义改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西藏人民与全中国各族人民一样,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西藏人民充分享有了自主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利。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废除封建农奴制之后的中国西藏地方,改变了藏传佛教神学思想一统地方的局面,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俄国、美国“废奴”运动所无法比拟的。即使对于广大信教群众而言,诚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只有“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灭亡了,人民才可能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中外“废奴”的历史反思与启示
2005年,美国决定在弗吉尼亚州建立第一座奴隶制历史博物馆;2006年5月10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巴黎卢森堡公园主持仪式,庆祝法国废除奴隶制,并将每年5月10日确定为废除奴隶制纪念日;2007年8月23日,英国“奴隶之港”利物浦纪念“废奴”200年;2008年7月29日,美国国会首次为曾实施奴隶制正式道歉……这些都说明,尽管人类已经翻过农奴制、奴隶制历史一页,但这段历史仍是人类不堪回首的共同记忆。
牢记历史、回顾历史是为了正视现在、展望未来。
走向衰亡的农奴制是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它摧残人性,剥夺人权,钳制人们的思想,应该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它是人类永远不能再翻回的一页。
没落的农奴制阻碍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它注定要走向灭亡,这是不以任何人和团体的意志为转移的。
废除农奴制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今天的人们虽然远离了那段历史,但却并没有远离恢复农奴制罪恶梦想的威胁。人们应时刻对此保持警醒。今天,达赖集团仍然在为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唱赞歌,称它是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天堂――“香格里拉”,把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说成“是一种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之心的制度”,而把农奴主对农奴的残酷压榨美化成西藏的文化特色,从而让历史蒙羞,让今人迷惑。
回顾1959年废除西藏封建农奴制、实行民主改革这段历史,审视西藏50年来社会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
比较中外“废奴”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的百万农奴翻身事件,是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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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设立特稿之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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