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批评家书写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文体可谓多多。
仅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同样是一流的批评,同样是经典的批评文本,曹丕《典论・论文》用论说体,曹植《与杨德祖书》用书信体,陆机《文赋》用辞赋体,刘勰《文心雕龙》用骈俪体,钟嵘《诗品》用诗话体,萧统《文选序》用序跋体……翻一翻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
文体对于批评家的理论构建、学术创新和风格形成都是至关重要的。刘勰的那个时代,文体理论已经成熟,包括刘勰在内的批评家已经具备自觉的文体分类意识,《文心雕龙》已经将文学性的乐府诗赋与理论性的诸子论说区分得清清楚楚。可是刘勰却偏偏选择用文学性的骈体来撰写他的理论性著作。骈体的语言形式是对句:上下相须,左右相随,正反相合,前后相续,事不孤立,理更不孤立。以“辨”为中心的骈体成全了刘勰,帮助刘勰“骈”出范畴术语的对立统一,“骈”出文学思想的体大虑精,“骈”出《文心雕龙》辩证而缜密的理论构建。
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却选择了诗话体。钟嵘与刘勰大不一样:刘勰是正统的、是建构的,钟嵘是反叛的、是解构的;刘勰要惟务折衷,钟嵘要标新立异。钟嵘心里头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怪念头:沈约的声律说伤了诗歌的真美;有滋有味的诗都是不用典故的;曹操的诗歌只能列为下品……钟嵘又是有才藻有个性有真义有深情的,“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所以他要选择能诗能歌能散能骈能笑能哭能褒能贬的诗话体。可以设想,如果钟嵘也和刘勰一样用骈体撰《诗品》,那些怪念头如何安放?那些新思想如何驰骋?
风格即人,批评家也是人,批评家和他所选用的文体,沿隐至显、因内符外地形成批评风格。古代批评家对文体的选择,其主体性缘由是要找一件最合身的思想的服饰,是要揿一个最独特的语言的指纹。叔本华说文体是“精神的相貌”,纪晓岚则将文体称之为“体貌”。特定的文体有特定的体貌,从中可见出特定的风格。论诗诗典雅而清丽,论文赋精巧而细密,诗话词话鲜活而闲适,小说评点灵动而犀利,史传序跋事信而理切,书信日录情深而语长。同为唐代文论经典,陈子昂《修竹篇序》扬其清刚,杜甫《戏为六绝句》含其雅润,皎然《诗式》体约而不芜,白居易《与元九书》情深而不诡……文体各异,风格各异,真正是“才性异区”、“其异如面”。刘永济说:“《文心》一书,即彦和之文学作品矣。”古代批评家文体各异的文论著述,也就是他们风格各异的文学作品，后人在阅读中可以同时获得理论之熏浸与审美之享受。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批评家无论在研究对象、学术兴趣、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气质类型、语言特性等方面有着多么大的差异，却共同选择了一种文体――论文（著）体，来从事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写作。当然，论文（著）体自有它的长处，比如层次清楚，格式规范等等。但是，当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批评家（专业或业余，年长或年轻，女性或男性，理性或诗性）都在往相同的文体格式里填充思想时，思想就可能被格式化。想当年，国学大师王国维用论著体写《红楼梦评论》，也用诗话体写《人间词话》，后者被誉为中国古代文论最后的经典。假若王国维用论著体撰写《人间词话》，我们还会拥有“最后的经典”吗?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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