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匡汉:海外华文文学中的“跨界叙说”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2期
杨匡汉认为,当下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中华文化母题依然浸淫并延续。由于作家们既眷恋故国文化传统,又融入异域文化语境,拥有双重视野,从而引发了从精神形态、情感结构到思维方式的“跨界叙说”,其文本也出现了新的
程光炜:如何理解“先锋小说”载《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2期
“先锋小说”,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上世纪80年代推出且经“文学史共识”所定型的那种“小说”。当时,凡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不同,凡是规避革命、乡村、城市等宏大文学场景且手法怪异、感官异常的“文学书写”,都会被纳入其中。可见这种小说,实际正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城市改革”所催生,并由上海都市文化、众多“探索小说”、“新潮小说”、“超越历史”假定主题,以及马原、余华小说奇异故事等纷纷参与其中的非常丰富而多质的先锋实验。但“城市改革”的多元文化主张,并没有真正促成“先锋小说”向着多样性的方向发展,形成百舸争流的文学流派,相反它最后却被树为一尊。这种一派独大的文学现象,有可能会在文学史撰写、教育和传播中长期地存在。它的“历史形象”早已经被固定化,要想“改写”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今天”的当代文学史,事实上被塑造成了一部以“先锋趣味”、“先锋标准”为中心而在许多研究者那里不容置疑的文学史。(林建法)
陈众议: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载《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表面上看来我们的文学很快与世界接轨,但当下的世界文坛依然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它的背后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世界并不平等,文学也一样。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文学工作者的立场很容易被消融。回顾30年来的中外文学关系,有一些问题很值得探讨,许多教训值得记取:第一,观念化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大偏颇,尤其对小说创作的影响非常之大,一切以情节见长、以写实为基准的文学遭到了很不公正的审判。第二是我们的一些作家和电影导演所认识的民族性,往往流于表面。事实上,文学艺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应该是它的时代认知和价值判断。第三,我们的“借鉴”常常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比如对于古典文学的疏远,对二元论的怀疑和解构等等,其结果只能是莫衷一是。事实上真假、善恶、美丑始终存在,只不过角度变了,更具个人色彩了。后权威时代也并非没有权威,只不过权威从经院走向了市场,而媒体是其介质,甚至帮凶。(林建法)
张霖:五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学与政治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二期
张霖的《两条胡同的是是非非―――关于五十年代初文学与政治的多重博弈》基于当代文学史料分析,认为在第一次文代会的团结表象下,座次初定的新中国文坛却暗潮汹涌。以丁玲为代表的“作协”和由赵树理担纲的工人出版社分别入驻隔街相望的东、西总布胡同。由于对新中国文学“孰为正统”和“由谁主导”的重大问题持有不同看法,两条胡同曾展开多次文学竞争,惹起不少人事纠纷。在这些是非背后,则暗藏着新中国文学秩序建立过程中的文学与政治的多重博弈。(凌燕)
邵燕君:纯文学的方法与史诗叙事的困境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2期
阿来的三卷六部的长篇巨制《空山》陆续推出后备受关注。从艺术上说,《空山》无论相对于阿来自己的创作,还是近十年来的当代长篇创作,都可称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然而,当我们离开当下长篇创作这个总体令人失望的参照系,以文学史意义上“史诗”的标准考察,特别是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考察作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阿来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是否有清醒的自觉,对作品所涉及的重大社会制度变迁、宗教文化的剧烈冲突是否有足够的思想文化功力进行深入剖析和展现时,立刻会感到失望。《空山》试图叙述西藏社会的当代变迁史,但由于阿来对现代文明和藏文化传统都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解,使历史和文化的交锋基本在架空的层面进行。作家实际运用的是具有明显时代和意识形态局限性的“纯文学”方法,在空灵的叙述背后,内涵简单空泛。(朱竞)
李辉:给“报告文学”更名载《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
李辉在《纪实文学:直面现实,追寻历史―――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纪实卷>\(1977―2000年\)》中,谈及他参与徐迟先生主编的第四辑《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报告文学卷”时,将“纪实文学”概念引入《新文学大系》并得以认同的编选过程,即将“报告文学卷”更名为“纪实文学卷”。李辉认为“纪实”,可使该卷的概念更明确,更具包容性,因而也就有可能较为全面地反映1977―2000年之间的纪实文学的创作实绩,集中呈现纪实文学作品的多样性、丰富性。何谓纪实文学?李辉的表述是:“纪实文学,是指借助个人体验方式\(亲历、采访等\)或使用历史文献\(日记、书信、档案、新闻报道等\),以非虚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或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报告文学、历史纪实、回忆录、传记等多种文体。”(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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