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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报告文学的操守与品性

2009-02-27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吴平安 我有话说

我深知在这个以调侃戏说为时髦,以颠覆解构为时尚的文化语境中,“操守”、“品性”云云,是归属“宏大叙事”之列而被讥为迂阔的。可是世间偏有挺立潮头者,以战士和批评家的双份执著,为捍卫文学的尊严作艰苦的文化抵抗,这就是我读完《周政保报告文学评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版)之后的总体印象。

周政保把目光投注到这块新闻与文学接壤的中间地带时,看到的是葳蕤与芜杂相薄,嘉木与蒿草争荣――20世纪90年代,这其实是许多领域共同的风景。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各种文学奖项的评比,都不乏模糊文体规范的作品,堂而皇之地以报告文学的名义行世。这种人为地松散和扩张报告文学范畴的做法,使这一文体面临瓦解的危机,也折射出学界对这种历史短暂的文体理论研究的薄弱。

周政保呼吁文学界首先对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取得共识。他反对笼统而不加限制地将报告文学视为“文学”,并顺理成章地将文学的许多特性附加其上,因为创作和评论方面的一系列失误,均与这种对本体的误解有关。

作为对报告文学本体特征的界定,周政保力主报告文学“是一种独立的拥有特别品性的文体(或叙述方式)”,它被称为文学并纳入文学领域,仅仅是一种约定俗成。他对报告文学本体论的建设集中体现在“非虚构性”这一核心范畴的确立上,“非虚构的文学叙述”定义了他对报告文学本体特征的理论表述。为了概念内涵的科学性与严谨性,周政保对“真实性”与“非虚构性”的差异,从学理上进行了严格的辨析,指出前者是文艺(不仅仅是文学)理论领域通用的、充满了感受和主观判断色彩的、内涵宽泛而含混的概念,其“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仰仗作家的生活体验及想象力兑现的,它本身就是一种虚构的结果;后者则是以坚决排除文学最基本的特征想象与虚构(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为原则的,与实际生活过程相吻合的“真实性”。为了对“非虚构性”不打任何折扣的护卫与遵循,周政保进一步从理论上堵死了盛行于报告文学界的“合理想象说”、“片面真实说”的口子,将“非虚构性”视为报告文学安身立命的前提,并进而提升到文学操守乃至于社会公信力的高度。

如果说“非虚构性”是对报告文学本体特征的理论定位,那么“采访”环节则是在实践层面上落实“非虚构性”的唯一途径,这同时也是报告文学虽被视为文学,但与小说之类的虚构文体在创作程序与方式上的显著区分。“报告文学必须执守创作的前提或作为原则的‘第一环节’:新闻调查式的采访,即采访包括现象在内的事件过程及其当事人或一切有关回忆。”周政保赞赏“报告文学是作者用双腿走出来的”,“报告文学三分靠创作,七分靠采访”,“报告文学的题材确定以后,作品的高低成败关键在采访”之类的创作谈,因为此话虽不无夸张之处,却是业内名家的甘苦之言。他甚至还进一步论证,采访之于报告文学的作用是多元的,其可能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在报告文学领域,最好少谈一点天赋、灵感、想象力之类的话题,那是一片实实在在的天地。

尽管周政保不断提醒报告文学作家对“文学性”和“小说化”描写保持足够的警惕性,他甚至在操作层面上建议作家慎用或少用“心理活动”和没有第三者在场的“对话”描写,但他并不排斥小说叙述之于报告文学的借鉴与启示作用,例如小说叙述中的时空处理方式,对时空跨度的直接压缩,叙述中历史性陈述的穿插,第一人称叙述角度的运用(但报告文学中的“我”必须是一个非虚构人物,即必须是作者自己)等等。而对“文学性”的阐发,周政保又显示了一个评论家理论眼界的高远。所谓结构的奇巧、描写的生动、文字的优美、表达的流畅、感染力的强烈等等,这些为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文学性”,在周政保看来,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文字基本功,只不过是行走在“接近文学”的途中罢了。“文学性”不是简单的“技巧性”,它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在“非虚构”的前提下,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仍然拥有广阔的发挥余地,这是一种不自由中的自由,“如创作过程中的叙述所可能的思想张力、寓意的超越性、含而不露或以外寓内的表达方式、细节场面的合传达目的性的选择及运用,乃至不动声色的象征手法的贯穿,等等,都可以成为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的具体而独到的体现”。至于文学性从何而来,首先还是从调查采访中来。他笃信“生活的本相要比我们的想象更丰富、更奇特或更具‘戏剧性’”。周政保把报告文学作家对对象具有审美眼光的全面把握与深刻理解,同新闻写作业的采访相区别的论述,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把前者称为“介入”,把由“介入”获得的“体验”,由“体验”造就的“生活发现”,置放到极为重要的创作高度。

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从表面繁荣中透露出来的危机,对报告文学界出现的疏远与冷淡社会问题的趋向,周政保痛感“创作的启动机制出了毛病”,他跳出“新闻性”与“文学性”的旷日持久纠缠不休的论争,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最缺少的既不是文学性也不是新闻性,而是构成报告文学灵魂的现实感和前沿精神。因为报告文学是一种以最直接的公众意识传达正义与进步的文学样式,社会责任感也就必然成为作家的神圣使命。他将社会责任感视为报告文学作家的“第一素质”与“第一修养”,在选择报告文学时,首先要掂量一下作家的人格。他甚至发出了“谁是知识分子”的浩叹,以期唤醒具有知识专长的人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和对社会批判意识的重视,从而坚守护卫人类基本价值的话语立场,使报告文学成为社会良知的一个鲜亮标志。

当前,社会转型正继续着对文学的强劲冲击,文化生态的流变正日呈斑斓驳杂,报告文学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与机遇。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或许可以回答对这一文体行将衰亡的悲观预言,因为报告文学的生命力,根植在广大读者强烈的阅读期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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