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仲生：2000年获得日本千叶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现任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专著《人口经济学》获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学会第四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日文专著《中国的人口变动――从人口经济学角度分析》2002年获得首届日本“华人学术奖”。 |
记者：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间的人才争夺日趋激烈，近期发达国家人才引进策略又有什么新变化？
李仲生：近期美国政府出台了《加强21世纪美国竞争力法》,其核心就是要吸引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继续保持美国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并计划在三年内，每年从国外吸收19.5万名科技人才。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科技人才造就了美国的经济奇迹，它的人才竞争策略是提供高薪、优越的工作环境和宽松的移民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各国人才到美国留学、工作。现在美国又对高端人才实行“绿卡制”，允许大学、研究院和大公司直接留用外国人才，并给予入籍优惠。
据预测，美国每年大约短缺数十万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为了扩充本国的科技人才库，美国政府不惜花费巨资在世界范围内引进和利用科技人才。目前，印度国内有75%的软件专家为美国公司工作，实际上印度已成为美国的“海外软件人才库”。
日本为了在全球吸引人才，同样不惜花高薪挖掘外国高端人才，采用世界最高的薪酬，通常支付给高级研发人员的年薪达二三十万美元，比美国的研究所和大学所提供的最高工资还高出30%。具有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在日本的就业和终身雇用的比率近年大幅度提高，这为留学生永久移民提供了便利条件，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失趋势。日本政府目前在科研开发的投入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并且正在实施科研国际化政策，把日本高科技实验室设在美国的名牌大学或科研中心附近，就地取材，并在当地雇用各国在美的高科技人员。发达国家通过修改移民法规或移民政策，网罗国外人才。
记者：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面临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科技竞争，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发达国家不断争夺人才资源的挑战。为了吸引和留住经济、科技人才，发展中国家采用了哪些有效的人才战略？
李仲生：21世纪初期，新加坡放宽了吸收外国高端人才的政策，广泛吸收亚洲人才，尤其是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专业人才。新加坡政府对外国人才移居该国提供优越的工作条件、优厚的报酬以及住房，聘请外国专家、学者任教，利用外国人才带动和培养本国人才，此外，积极招收外国留学生到新加坡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建立留学与就业一体化机制，毕业后愿意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国留学生，一律发放“绿卡”。
印度每年外流的高科技人才高达6万余人,面对人才大量流失,印度政府在人才机制上采取积极举措，创立海外人才归国科研和工作基地，并且建立大规模的科技园，以此吸引高科技人才回国从事科研，同时对于归国科技人员实行优惠待遇，在其关税和国内税收方面给予优惠，以及在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韩国实行高薪聘请海外科学家和工程师回国工作，归国科技人员的工资通常相当于国内同级科技人员的3倍以上。韩国希望在未来数年内吸引20万高科技人才，近年已有1200余名旅居外国的高端人才回国，担任科技部门高管。发达国家争夺人才资源，不仅是吸引外国人才在本国为其效力，而且还通过在他国设立独资和合资企业及研发机构等形式，就地雇佣人才。
记者：为了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工作、创业，我国需要制订出长期的、行之有效的人才战略，据您的观察，影响海外学人回国工作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李仲生：据我留学日本14年的观察，许多海外学人学业完成后迟迟未归，主要有这么几个困惑，即海外学人工作环境和待遇以及子女就学问题，特别是子女就学难问题使海外学子忧心忡忡，我的女儿也曾经遇到这一问题，回国后两个多月上学一事始终没有落实，由于媒体的报道，这件事惊动了当时主管教育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他的关心下，女儿上学一事才得到解决。后来国家教委专门发出通知：要让回国留学人员子女有学可上。事实上，有效地解决海外学人的问题是促使他们回国工作的关键。
近年中国为了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制订了一系列政策，使回国留学人员不断增加，目前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每年平均以13%以上的速度递增。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863”计划项目和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以及“百千万人才工程”等入选的高层次人才中有50%是留学回国人员。但从中国海外学人回归率来看，改革开放30年来仅为26%，低于20世纪90年代韩国60%、台湾90%的海外学人回归率。预计未来十年，海外学人回归率将逐渐呈上升趋势，可望达到35%左右。（本报记者王燕琦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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