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
我把普希金、高尔基、伏契克的书都偷偷烧了，这以后，在文学上便不敢有任何妄想
我真正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是从一九七八年开始的，尽管在这之前，已经从事过相当一段时间文字工作。
对我个人来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一连串物质贫乏的日子，同时又是一些充满了理想主义
读初中的时候，我发生了对文学的兴趣。下乡以后，有一些好心的大朋友送了我一些书，我在乡下翻来覆去地就是啃那几本书。一面竟野心勃勃地写起东西来。起初两年，我几乎每天都写诗，就像着了魔。一边干活一边搜肠刮肚，回来就边吃饭边写，弄得整个屋子里到处都是稿纸：太阳、月亮、星星、风、雨、雪、长江和远山，春耕和秋收。床底下的泥地生出的芦苇、草棚的窗口垂下的刚绽芽的柳枝……诗几乎无所不在。劳动和诗，都使我狂热而忘我。结果当然是制造了一大堆文字垃圾。最大的一次成功，是一首用当地民歌体写的叙事长诗，寄到我们省刊，他们回信说“备用”。我当时真是欣喜若狂。但结果是一次谁也无法预料的大失望：全国所有的文艺刊物都因为“文革”一律停刊。
这一停就是十年。
接着农场也开始了挨家挨户横扫“四旧”，当地人为了怕文革组织说自己封建迷信，连印有“寿”字花纹的瓷饭碗都砸了个精光。我在抄家队快抄到我宿舍的头几天夜晚，把普希金、高尔基、伏契克的书都偷偷烧了，因为这些书都印有他们的头像――这很可能被指控为“里通外国”。这以后，我在文学上便不敢有任何妄想。
从“借调”的“农民通讯员”，到小有名气的“笔杆子”
进入七十年代，全中国的知识青年似乎突然醒悟，风起云涌地开始了大返城的艰难历程，不到一年时间，我所在生产队先前住了几十号知青的一长排宿舍只剩下我孤单的声音。
一九七一年春天，一个由省地县三级联合组织的写作班子来农场采写一个模范人物的报道，由县委宣传组的熊组长负责。我被临时调去参与采访工作。对我的要求是把采访记录尽最大的努力加工成有完整情节的故事。我干得很认真。那报道后来在国家最大的报纸的头版以整版篇幅刊登出来，其中有大量的段落是我一笔一划写出来的，而且几乎一字未改。写作班子在农场的工作结束的时候，几个县里来的干部很为我的处境担忧，因为下乡的次年感染上血吸虫病，乡间条件简陋而危险的多次治疗使我早已形销骨立，虚弱不堪。他们商议去找熊组长，看看能否让我做一点文字的工作。
熊组长第一次专门来看我，从一个破损的公文包里抽出他自己写的一个工作总结报告，让我“改一改”。然后他就坐在我身边，一边抽着烟，一边侧着头，注视着我的笔尖的移动。
几天后他和那个写作组离开了农场。走之前我们再没有见过面。
一个星期后，我正在地里干活，忽然被通知到场广播站做编辑工作。但大约三个月后，农场办公室主任跟我说，场部干部本来就多，用不着再从下边抽人，让我回到先前所在的生产队。
春天是血吸虫的排卵期。每到这时我的血吸虫肝就异常疼痛。加上沮丧，我病倒了。我独自躺在床上，无法做饭，无法烧水。夜里，在无边的黑暗中，听着风在屋上刮出的尖叫，听着江水在堤岸拍出的闷响，我第一次感到死的恐惧。而我是不甘心的。第二天我挣扎着起来，去四五里外的码头搭船。然后我在省城的家里住了将近三个月。
在坐火车从省城回农场的路上，我却不知怎么忽然在中途下了车。这里是我务农的那个农场所在县的县城。我是第一次来。下了车，我随着人流出了车站，便一个接一个地向人打听县委宣传组熊组长的家。
那天我就住在他家里。我在农场的情况他已经知道。而我是到这时候才知道，原来让我到场部广播站做文字编辑工作，是他向农场领导提的建议，农场领导出于对他的尊重，采纳了这个建议。这采纳却是有限度的。第二天上午熊组长送我到火车站。他让我先回到农场去，县里工作有需要，他会去找我的。他一再叮嘱我要注意身体。
大约两个月之后的一个中午，一个从县城来的干部到生产队来找我。是熊组长让他到农场来借调我的。熊组长这时候已经是县委常委，属于县委领导成员了。
那位干部在路上告诉我，熊组长为解决我的工作问题做了很多努力，但目前招工指标卡得太死，只有先借调，慢慢等机会。这位干部很感慨，他晓得熊组长跟我非亲非故，以我的赤贫，也无从孝敬于万一。
我是作为“农民通讯员”被“借调”的，参加县委宣传组的新闻报道工作，属“轮训”性质，三个月一换，每月只发生活费。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决心紧紧地抓住不放。我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这些日子，我从不让自己闲着，不分日夜，不分晴雨地奔波，很快就写了一些有分量的、占据省报整版篇幅的新闻。熊组长和组里的所有同志，直到整个县委的绝大多数同志，对我极为同情，年复一年地把我留了下来。这期间，出现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次是作为工农兵学员推荐上大学，一次是作为民办教师转正。我都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否决了。两次失去机会，我心里一片灰暗。熊组长很严肃地对我说：妥善为你解决工作问题，县里是从工作出发来考虑的。一个人，做人有正气，走路走正路，就不会没有前途！
熊组长不久被调到另一个县去当县长。他走得很匆忙，我当时正在乡下采访，我得到消息的时候，他已经赴任了。但此后每次有县委或县政府机关的同志在什么地方开会或出差碰见他，回来总要告诉我，熊组长又问起我的事了。熊组长的菩萨心肠把他们都感动了，简直让人难以理解一个人对另一个并无亲友关系的人何以关心到这种程度。我听了总要难受好些日子，我已经成为熊组长的一个沉重负担了。他担任县长的那个县是个穷县，大半在山区。他在那里有很好的政声。他的劳累和辛苦是可想而知的，他的人生不可能有多少轻松，却还时时为一个远在异地、跟自己毫无利害关系的极普通平凡的小人物的命运怀着忧虑！
这在当时，是怎样的难能可贵。它使我知道，世
上不仅有无情的歧视，也有无法灭绝的人道。人世间温暖尚存。就是为了这个，我也不应懈怠。那些年，我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县所有的乡村、厂矿、机关。我不仅写新闻报道，还为各种会议包括民兵训练、计划生育等等写汇报、写总结。县委领导很高兴，说宣传部工作得不错，我因此成为小有名气的“笔杆子”。这一切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到一九七五年下半年，我得到了一个国营企业“自然减员顶替”的指标，成了一个有了“铁饭碗”的人。我紧绷的生活神经，一下子松了下来。
整个一九七六年，我只写了一篇小新闻稿。这并非因为懒散，而是因为我需要安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我在省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写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农村妇女照顾下乡知青的事迹，不知为什么，引起了一群不认识的人的愤怒，他们联名给报社写信，说这篇报告文学宣扬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应作为毒草来批判，报社编辑无意中泄漏了这封信，在我们县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反潮流战士”摩拳擦掌，使我的处境岌岌可危。这场风波幸好由报社编辑的极力解释才算罢休，但我早已成惊弓之鸟。
有了“铁饭碗”后，我唯一的想法是极力保住它。多年的含辛茹苦，也使我特别需要心灵上的安宁。我决定同文学告别。
不久以后，我被调到县文化馆。我主动要求搞文物工作，觉得同死人和古人打交道比较保险。
1978年，我写了《小镇上的将军》，我要极力表达社会的变迁，人生的坎坷，人世间不会泯灭的善良和人道之心
然而，当时的文学世界，正大潮汹涌。我无法制止自己不去觊觎。每次回到省城，我都会在一幢大楼前久久徘徊。
我与那幢楼的缘分从我的少年开始。它是这个城市的骄傲。高大的树和碧绿的草坪烘托着堂皇而庄重的俄罗斯风格――我那时是那样的崇拜俄罗斯的诗人和作家。每个周末的夜晚，那里最多容纳四五百人的小影院放映二轮的外国影片。为了能看这些影片，我常常在不上课的时候，守候在马路上坡的地方，揽给上坡的板车帮车的活，每次得到几枚分币，一旦积攒得够数了，就投进它的售票窗口。然后，在夜晚的昏暗光线中，小心地掩紧衣服上的破绽，局促、紧张、忐忑不安地进入那个挂着厚重窗帘、铺着柔软地毯的小影院。我并不是害怕自己的寒伧，而是害怕亵渎了它的高贵。我的文学理想就在它的让我怯生生的很快又聚精会神的怀抱里一天天成长。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场电影是《漫长的路》：爱情，强权，抗争，生离死别，蔚蓝的大海，忧郁的灯塔，西伯利亚黑暗的雪野上孤独的驿站和马灯，在狂暴的大风雪中渐渐消失的马车和绝望的呼号。我当时完完全全地进入主人公的命运世界，在痴迷的状态里迷失了自己。现在我知道了，那条漫长的路其实就是对我的终生的文学生涯的一种预示。
而现在，出现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出现了一个鼓励创造、鼓励个性、鼓励独立见解的时代，一个为国家和民族带来无限福祉、也使个人有限的才华得以纵情发挥的时代。
有什么理由不敞开胸怀去拥抱这样一个时代呢！
我又不安分地“蠢蠢欲动”了。一开始，我给自己规定了很大的保险系数。写我中学时代的生活。到一九七八年写《小镇上的将军》的时候，我的思想才基本上放开。我要极力表达社会的变迁，人生的坎坷，人世间不会泯灭的善良和人道之心。后来的事实是，小说居然发表了。我一下子获得了许多比我强得多的文学青年梦想的幸运。小说获奖的那年，我被推荐参加了中国作协文讲所的学习，在那里，我有机会聆听中国文坛上大呼猛进的一代年富力盛的作家的讲课，又在同一辈人中，看到了许多足以令文学青年自豪的名字。他们的努力，正不断地刷新当代文学的水准，让我这样的低能者，不断看到进取的目标。
尽管在学习中，我对自己的虚弱看得更清楚，同所有的同学们相比，无论文学素养和生活底子，我都是最差的，更不要说在创作上作出的成绩了，常常在制造废品，常常被刊物退稿；尽管我自卑极了，老是觉得不配同他们坐在一起，开起会来只能缄口不语，但我还是在心里叮嘱自己要硬起头皮从零开始。
因为，我以为，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文学青年面前的路是那样广阔，我的前面有那么多奋勇而强有力的开拓者。
直到今天，我都常常觉得，我之成为一个专业文学作者，真是一场梦。
一切来得这样突然，因而也就显得非常偶然。但是，单单是“偶然”，恐怕不足以把这一切解释得很完整。固然，初中开始对文学的接近，下乡期间啃的那阵“书本”，十几年来跌跌撞撞的际遇以及由此带给思想感情上的种种磨炼，都对这微不足道的成功发生了作用，但倘若没有时代在那一刻发生的那一场伟大变革，一切都是不能想象的。
陈世旭1948年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64年9月初中毕业往赣北农场务农。1979年创作小说《小镇上的将军》获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惊涛》获全国第四届优秀短篇小说奖，《镇长之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现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江西文联、作协主席。
作家见证
在农场，陈世旭（左）与生产队长合影。
